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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论对中国科幻的作用
吴 岩
一、中国科幻的理论的缺陷
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的发展大致在时间上划分为两个时期，每一时期由一个占有主导地位的理论所统治。
第一时期起源于1902年。当年，鲁迅在《月界旅行·辩言》中透露出非常欣赏西方的科学技术，希望能向国人广泛传播的态度。由于过分惧怕科学读物的文本在的中国读者中无法获得接受，鲁迅希望科幻小说这种载体，能以糖衣炮弹的方式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普及科学知识”于是成了将近90年漫长岁月中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这种“利用科幻小说进行科学普及”观念的泛滥，还受到大量引进苏联科幻小说理论的影响，并被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不可理喻的因素所强化。可以说，从1902起到1979止，中国科幻创作一直处于某种“功利主义”的时代。其将科幻文学中的“科普功能”不适当地夸大，使其成为创作的主导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对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并直接限制了作家的创作，限制了公众对科幻文学形式的理解。
中国科幻文学理论发展的第二时期，起源于1979年。当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我对科幻文艺的看法》。这个短文结束了“功利主义”时期，开创了第二时代。第二时代要求科幻小说找到比科学普及更加根本的价值观念，童恩正疑惑地认为，这种新的价值可能是去“普及科学的人生观”。童没有想到他的观点在整个科幻文学界引起了具有颠覆性的波澜，并被较冥顽的评论家誉为“灵魂出窍的文学”理论。一些后继者在感受到童氏理论的革新意义的同时，致力于修正他的不足之处。他们进而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系统地提出，科幻小说“应该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根植于当前生活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应当紧密地结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作家逐渐从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他们甚至认为，科学是无关紧要的，全面地面对现实，“关注当前”、“向主流文学靠拢”、“比主流文学更先走向世界”才是科幻文学的主要运作方向。在这样方针的指导下，科幻小说在社会认识深度上得到了大的提高，但逐渐远离了科学本身和科学探索过程为文学造就的独特话语环境。
古典主义科幻理论的基本上是失败的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它过分强调科幻文学的工具价值。在第一时期中，这种工具价值表现为“科学普及的工具”；而第二时期则改成“图解社会政治信条”或“传达主流文学思想的工具”。
无疑，一种文学作品可以成为一种运载工具。但一种运载工具本身的价值却无法由被运载的事物价值所确定。科幻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本，具有丰富的功能。
在西方，科幻小说从来不是一种运载“工具”。即便是一些貌似中国观点的科幻理论，仔细分析，其中内含也显著不同。雨果·根斯巴克的科幻观也许是最为接近中国的科学普及理念。但其实两者具有天壤之别。根斯巴克承认强调科学内含其实只是强调作家和读者在探索未知方面的欲望应当得到完全的满足。
古典主义科幻理论的最大失败还就在于它对自身独特性的认识不够。科幻文本的主要迷人之处也许并非那些“已经得到的知识”，更不是一些业已成形的“人生观念”或“人文信条”，它的哲学和美学功能远远比这要多得多。
为了全面认识科幻文学的特征，有必要对西方科幻理论进行一些寻求和探索。
二、西方科幻理论举要
科幻小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本？它的主要主题和美学追求到底在什么地方？
一种最简单的定义认为，科幻文学是科技进步（或退步）的文学代言人。从世界科幻的历史来观察，这种文学应当是民主革命时期一些暧昧不清的文学作品逐步清晰化后的产物。它是文学中的幻想传统在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因素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的寄存外壳。这样，凡尔纳的所有奇异旅行故事就不是当时科学的普及读物，更不是资本主义理想的教悔书，它其实起源于一种建立俗世乐园的大同理想，而这种理想需要探索的快乐而实现。
对科幻文学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它辗转表达了“人类和宇宙间永恒不变、神话层面上的真实。”MARGARET MCBRIDE说过，科幻和神话都是用故事来表达人类知觉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人类如何解释未知（起源、死亡、对另类的经验等）。以这种观点考察《福兰肯斯坦》，当然不会认为它是遗传学教科书。它更不是博爱大全。雪莱夫人的作品其实是普罗米修斯式试图以知识促进人世自足、但却斗胆冒犯圣上后和为此付出的痛苦的寓言。
从美学角度讲，科幻文学文本中应当具有一种转向期待。科幻的形式设计，是作为作者经验环境另一种选择的理想框架或可能的世界。众所周知，非科幻小说是在经验中发生和发展，不会有大的转变。但科幻文学与此不同。DARCO SUVIN及其同道者认为，科幻小说的特色是一个由认知逻辑实证的虚构的新奇（新颖、创新）的叙事宰制或霸权。首先，科幻中必有新奇；其次，科幻用认知证明新奇。正是由于这两个特色，使科幻文学不同于其他文学。这样，科幻文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成了抽离(ESTRANGEMENT)与认知的互动。科幻小说是以抽离的技巧表现认知和新意。抽离就是让我们从现实中感到某种无法相信，使它区别于写实或经验模拟文类，认知则力图使区它别于其他非写实文类，因为科幻证明了其抽离在逻辑上的可能性。这样，科幻文本支配的叙述时间和（或）行动者媒介（AGENTS）与主宰作者--及理想读者--所属社会的常规截然不同；但就物质因果关系来说，又并非认知上不可能。优秀的科幻作品在认知上具有高度的反省现实的特色，它往往不是未来学至上或科学至上，而是批判性的。SHELLEY和WELLS的灾难主义、凡尔纳的实证主义、LEM的不可知论、LEGUIN的简化世界、STRAVGATSKYS的存在主义象征手法……所有这些都共同丰富了认知的特色，使科幻小说中的抽离与认知有创造性的结合起来。
三、西方理论解释域下的中国科幻
从理论认识上看，中国科幻文学的理论和西方科幻文学的理论从形式上到内容上都具有显著的不同。中国人所关注的“工具化”在西方人的理论中没有位置，而西方人所提到的“科技进步象征”、“神化层面的真实再现”和“疏离的认知”在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中也没有清晰的反映。似乎使用西方理论到达中国作品一定会受到文化的阻碍，但当我们深入创作实践，就会清晰地发现，东西方科幻文学研究者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文本，中国科幻作品与西方的科幻作品有着异常惊人的相似一致性。凡尔纳作品中对科学的瞻仰和肖建亨小说中对技术的感叹如出一辙，而童恩正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古峡迷雾》）、爱国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珊瑚岛上的死光》）与美国作家笔下的全球美国化、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说教，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在童的小说中，中国科学家掌握着全球新技术如NIVEN在小说《多变的月亮》所写到的，在太阳闪烁之后，美国安然无恙的同时，几百万欧亚人被烧焦。但这的确没有关系，因为推进美国式的民主会变得更加安全）。在疏离的技巧上，顾均正的《和平的梦》和PHILIP K DICK的《你梦过一只电子羊吗》可能只是使人产生惊奇感多少上的差别；而郑文光在融合了东方神秘主义的科幻理论灯光之下，便恢复了生气。
中国科幻小说其实也是关于宇宙、人、未来与发展的象征主义作品。正如MARK HILLEGAS所说的，它主要是处理宇宙中人的天性和位置的小说。关注科学、探索和激情，是功利主义时期科幻的成功经验。郑文光和童恩正小说之所以迷人，更多的不是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等政治情操之高尚，而是由于他们触及了人类的永恒进步、挫折、信仰及探索本身的乐趣等主题。这就是为什么功利主义时期的科幻作品比世俗化时期的作品具有更加长久的可读性的原因。因为，在世俗化时期作家放弃了对科学、宇宙、神秘、人的位置等的探索，放弃了科幻的真正主题。
科幻应当是探索性的，在理论上应该是结局开放的，只要科学和哲学能不断拓展已知的宇宙，它就具有未来发展的潜质。科幻不以科学普及为目的，因为科学普及关注已知知识的确定性，而科幻是以人类开放的知识总体为依据的（JOANNA RUSS），面向各种可能性。科幻是在科学探索的语境空间中漫游的作品，这种探索常常以个人当前的生活景象为镜。
科幻文学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激情，它不可能不触及社会政治生活。世俗化时期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让读者能够在较为丰富的人文背景下思考科技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金涛、魏雅华、韩松、郑文光作品中的反乌托邦倾向和世俗化时期悲观主义作品的大量泛滥，不是作家对未来信仰的转换，恰恰相反，它是作家在直面无限问题后，为保持乌托邦信仰的最后拼搏。
四、中国科幻的未来
科幻小说不是主流文学。所谓主流文学，在西方，是指的是被个人主义及精英文化所圈定的出的一些的经典。而这些经典的历史性的语义，当然（也必须）由其最高阶级主流分子所定义。多年来，西方主流文化的拥护者一直对科幻文学冷眼相看，这是因为科幻文学在描述人类于宇宙中地位的过程中，无法全力以赴地满足对主流价值观的阐述。（G. KLEIN认为，只是在60年代之后，当“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精英之后，少量科幻小说才在西方逐渐获得较高的评价。而在中国，文化精英中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分子上千年来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主流。在一个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思维的文化里，以科学和探索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怎么可以成为主流的一员？）
科幻文学，即使再“靠近”主流，仍然是带有主流特色的“另类（PARALITERATURE）”。
这个类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其他类文学甚至主流文学所无法替代的个性。科幻文学的核心是关注科技发展对人类文化甚至更深层面的影响，失去这个关注，就失去了这一类文学存在的核心价值。科幻文学作品应该在疏离和认知技巧上下大的功夫，让自己的作品真正成为在美学上具有独特价值的、与人对时空、对心灵的探索情结相互吻合的惊心动魄的作品。在未来的时代里，科幻小说的功能中还应具有逃避性，成为一种“荣耀”的逃避文学，帮助我们逃出由于缺乏科技和人文因素所造成的囚禁肉体和心灵的现实，短暂地窥视身心全部获得自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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