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郑文光的科幻创作
吴 岩
1、前期科幻创作
若干年来，对郑文光科幻创作的评论大多关注于作品的“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科学技术与文学风情的“水乳交融”等表面结构，很少有人涉及作者个人生活侧面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象铁璀、董仁威等人的评论中提到过作者的生平，但这些生平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往往是表面化的。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种种个人的苦难之后，他的作品更加成熟。这种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的确无法解释作品内在构成方面的变化，更加无法阐明作家作为一个天才加体验者和叙述者在某种文化状态下的尴尬境地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
作为一个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进行了重大开拓工作、在半个世纪中作品响誉国内外的重要作家，郑文光的个人生活和文本之间的深度关系，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事实上，在郑文光文本的表面意义之下，某些相当清晰的图像正通过作家无形的潜意识传达给读者。这是一个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简单涵意是无意识地呈现出作者在寻求个人天性和环境影响之间如何达成协调的痛苦挣扎过程，而这种过程本身就构成了连结平行于作品的另一引人入胜的故事。
根据郑文光的回忆，他的科幻创作起源于1954年。当年，在感受到科学普及读物受到读者强烈欢迎、“美国”和苏俄作家“阿·托尔斯泰”的科幻读物也十分激发读者兴趣的情况下，他开始科幻文学创作。郑文光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是一部在当时看来“科幻构思”和“文学描绘”都相当出色的小说。小说的出版还引起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在这样的成功鼓舞下，郑文光又赶写了《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等几个短篇。其中《太阳探险记》中，人们借助宇宙飞船到达离太阳前所未有的接近程度，以至于几乎被融化在其中，成为另一个伊卡洛斯的神话。
早期的郑文光科幻小说明显地使人感到，他在同类作家中属于文学功底深厚的一员。这种文学功底来源于童年的教育、对书籍的爱好和个人在文字操作领域与文学感受方面的天才。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使郑文光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在艺术水平上的先声夺人状态。与词语的连接和气氛的构造相比，郑文光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技术建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恰恰相反，其中的“科学技术”描绘显得相当简单化和概念化。
郑文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深知在读者的表面欢迎之下，隐含着相当大的个人创作的危机。他只在大学的天文学系正统地学习过一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对自己的天文学知识欠缺感到不安。在一段关于郑文光与中国原子武器秘密科研小组的领导人之一邓稼先的见面回忆中，郑文光写到：
一天晚上，我因为的被子破了，不得不动手自己缝补。正巧让邓稼先看见。他走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看你的样子，针线活蛮拿手的嘛！”
我让出床的一部分，让他坐下。相互寒喧认识了一下，我继续工作。他又说：
“出生于越南？天文学家？好哇！”
我赶紧声明，我的天文学，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天文，算不上“学者”。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听说你搞科学普及，必定是知识面非常广博，学习的东西无所不包吧！”
“也许将来能这样，不过现在还不行。”
这段谈话虽然发生于1951年，距离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还有3年，但从之后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来看，他的确没有更多时间将自己的知识补充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这样，《从地球到火星》本身就给郑文光的未来生活制造了一种束缚，那就是如果想继续满足读者的需求，继续赢得读者的爱戴，他必须在科学技术建构上下更大的努力。
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郑文光的主要业余工作一是四处进行天文学讲演，二是研读学术著作以创作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所有这些活动在潜意识的水平上，都可以看作是作家为提高天文学与其他领域的技术素养所进行的疯狂努力。想要清晰良好地回答讲演中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要求讲演者对科学问题的把握极端娴熟。而从文学水平上看，当时的郑文光对创作一部伊林式的作品已经绰绰有余。这样，他全部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自己对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技术建构的技能，尽快发展起来。
1956年3月，郑文光在《读书月报》上发表文章谈论科幻文学。全文始终围绕着这类文学作品的科学性和幻想性进行论述，而对科幻文学中的其他内容的关心，远远地抛在后面。他写到：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深入地洞悉物质世界的秘密，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从而也提供了，人类运用数千年间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更有效地利用、驾驭、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等等，原来只是古代人们的朴素的想象，可是电视，无线电话、飞机的发明已经使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又比如飞到月亮和别的行星上去，深入地球内部，到海底去旅行，改造整个地球的气候，征服疾病和死亡，移山倒海等等，也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美好的理想，在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实现，可是，科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已经昭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在一百年前看来还是很狂妄的幻想一定会实现的。
这是科学幻想小说产生的基础。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够借神话、民间传说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的话，今天，人们就可以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去幻想明天。
对科学建构的强烈关注终于在今后的岁月中得到了收获。1956年，郑文光在无意中听说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需要科幻文学时，旋即响应，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创作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
《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3年多科学建构技能补课的优秀答卷。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在郑文光科幻小说中达到了平衡。小说以一个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未来为背景，将世界各国青年团结一致开发火星的壮举写得恢宏壮阔。以火星独特自然风光为基调，以征服火星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独特事件为契机和转折，人物的命运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自然的反扑过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笔者认为，《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科幻创作中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达到平衡。作为一个科幻文学作家，他感到了一种心力之间的完全满足。小说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在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随着郑文光逐步向文学领域中的靠拢，他的社交领域逐渐展开。科学家在他的交往名单中逐渐减少，作家逐渐增多。1956年3月，他受邀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不但见到了当时文学界享有盛名的老舍、茅盾、夏衍等老一代作家，更加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但却思想深刻、文学建构力无法估量的一代新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
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这是让人相当激动的一个星期，是充满欢笑的一个星期，是疯狂的一个星期，也是我觉得相当不可自制地喜庆的一个星期。这个会议对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随后的30年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作家逐渐上升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深度和艺术探索上都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时常回忆起这次会议，更为能结识如此众多的文学天才而感到满足。
如果说《从地球到火星》的成功使郑文光看到科学建构力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及后来转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则引发了他对自己文学建构力的担忧。在远离科普领域中所遇到的这些人正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在接触着新的时代，和他们相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以及隐含在这一切之后的“人生哲理”一下子变得失去了原先的色彩。会议给了郑文光一个新的机会审视自己的作品。他逐步发现，天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倾斜。自己曾经在科普界力克群雄的文学建构力，在文学领域中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而科学技术的建构到反而成为了可以无关痛痒的部分了。
从对科学建构转向对文学建构的关注，必然受到许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为文学领域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比科学技术领域要大得多。1958年，在狂热的大跃进风潮中，郑文光开始了完善文学建构的第一次尝试：将政治内容引入科幻小说。1958年第23期《中国青年》杂志开始连续发表郑文光的科幻小说《共产主义畅想曲》。但整个连载只进行了两期便宣告中断。
《共产主义畅想曲》无疑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从已经发表的两个部分来看，它的失败在于对政治环境过分关注，这与郑文光的本性极不相附。郑文光不是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作家。从他选择的文学道路和他作品的内容、个人性格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早在他参与文学创作的开始，他就醉心于关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描述方面的写作。他11岁便写过有关星空的秘密与星球相互碰撞的科学读物。在他对个人生活的早年回忆里，谈及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接触的内容比谈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要多得多。他有一种对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所能创造的奇迹的无限崇拜与信仰。他喜欢用眼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全身的感官去观察世界上出现的一切奇妙的事物，感叹它们、崇拜它们、信仰它们。在与人的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上，郑文光承认他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人。
但是，和所有这些东西比起来，我最喜欢的事情是听关于英雄的故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让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而那些故事中又有那么多使人感动的英雄壮举：关公、岳飞、李逵……再后来，还有鲁迅。这种从小对英雄的崇拜，在今后的一生中一直支撑着我的生活追求，可以说我的一切成功和失败都源于这种英雄主义情结。
对科学技术的信仰以及对人类生活中英雄主义的偏好，造就了郑文光个性中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但是，这种浪漫主义只适合于简单的科学技术领域和童话的世界，在复杂的现实政治生活面前，作家的个性与极力进行的“文学追求”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40年之后，郑文光写到：
从我自身的角度讲，我觉得《共产主义畅想曲》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作品，它其中没有幻想。如果说其中写到的“可视电话”或者“按电钮喝牛奶”一类的东西可以算做幻想的话，那我的幻想力是完全萎缩了，因为当时的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一亩地可以产粮2万斤的神话；任何一个城市居民，都了解10年内中国一定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预言。面对这样的想象，我的科幻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更多的问题，还出在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处理上。在这方面我显现出相当的无能。当时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和威尔斯的科幻小说都已被翻译成中文，两人的作品相互比较，我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文本。威尔斯以社会分析为主，他的科学幻想主题也比凡尔纳的主题缥缈得多。两相对比，我更觉得自己没有处理好社会生活的幻想性。
《共产主义畅想曲》的失败，并没有使郑文光放弃丰富自己文学建构的努力。但是，这种失败促成了他的严肃思考。那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所能立足的位置。在1958年的狂热时代里，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可以轻易处理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位置，他就是万人瞩目的中心，是人们无限崇拜、高喊“万寿无疆”的中心。但是，对于一部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学作品来讲，这个简单的问题本身便显得异常复杂。到2000年，毛泽东的年龄将达到107岁，在这个年龄、在当时的医学条件下，伟大领袖是否可以“万寿无疆”，这便成为了一个必需回答的严肃问题。同样，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向上，也存在着许多相当难于预料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郑文光科幻创作发展的阻碍。
50年代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件也强烈地阻碍了郑文光的创作。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人为设定的富于政治性的禁区逐渐增多。这其中，对心理学的批判可能使郑文光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因为心理学家曹日昌是他多年的好友，更是介绍他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的引路人。另一个相当引人瞩目的批判是米丘林主义与摩尔根主义之间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郑文光看到，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一场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是非功过”或者“宇宙大爆炸学说是否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性”的运动极可能在天文学领域中发生。在这种对科学问题政治化的风潮下，集中专注于科学技术建构或文学建构的努力都将是十分艰难也十分危险的。郑文光开始了科幻文学创作领域中漫长的蛰伏期。
在《共产主义畅想曲》的失败之后，我觉得无法定位自己的科幻文学写作方向。我当时构思的故事，讲一个人半夜醒来，发现自己的头发全部变成了红色，一种奇怪的变异正在他的身体上发生。这样的开场白，是否是我对过往的政治运动的恐惧？抑或是对未来文化大革命的预感？故事继续发展。主人公身上的变异逐渐增多。他的嗓音正在变化、他的四肢也在变化，他的手现在已经长到无法控制的限度上。手的变化一定是人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一个手过分修长的人难道不是他阶级成份的反映？主人公在恐怖的联想中决定逃走。他离开城市，奔向乡村，但是，他越跑，变异得越利害。他背后的衣服已经被撕破，一对巨大的肉翅展露了出来。
到今天我也不能肯定这部未完成的小说将向如何发展。肉翅代表的是不是人类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肉翅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我对个人独立和整个社会能够脱离沉重负担的幻想，而进入自由王国的境地？
我的创作最终停止下来。1961年不是一个产生科幻文学的年代。或者说如果在这样的年代中创作一部如此题材的科幻小说，将要对作者的思想进行太多的扭曲。我记得当时我设想了几种补救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是设想这样的变异来自外星人的控制。我认为这也许是个极好的、用技术掩盖社会内含的方法。但是过后我才发现这样的改动也将是行不通的。因为既使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叶菲烈莫夫曾经大写外星人，但国内科学界早已接受了一种据说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定论，那就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外星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关于外星人的故事，都有可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化的体现。
从1960年到1966年，郑文光停止了科幻文学创作。他参加了多次下放劳动，足迹遍及山东、辽宁等地区。断续中仍然写作一些报导或报告文学、政论一类的作品，但发表得较少。这种放逐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至1971年之间，郑文光仍然在辽宁省鞍山市和广东省中山县农村等地辗转，一些时间是与工人同吃同住，一些时间是以农民的身份参加田间劳动。
2、后期科幻创作
从1971年到1973年，郑文光进入都市生活的漂泊期。他别落实政策允许返回城市，但却没有正式工作。于是，他靠自己的文字构筑能力打工，教书、协助办刊、当秘书或写作命题作文，到1974年他才正式找到工作，成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天文学史研究人员。
是天性使他在众多的选择中挑选了天文台的职业。经过十几年的思考和奔波，郑文光发现，质朴而简单的科研行业仍然是他心灵最能承受、也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他独立或与他人共同创作了三本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著作《康德星云说的哲学意义》、《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和《中国天文学源流》。良好的科研环境和顺利的科研工作再度强化了作家对科学建构的技能与信心，更重要的是，它再度恢复了作家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生活的直接联系。
这样，1960到1978年的18年虽然是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最无建树的18年，但却是最有意义的18年。他在文革的烽火中逐渐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文学建构能力获得了划时代的提高，而纯粹的科研工作又再度提高了他的科学技术建构技能。可以说所有这一切为未来即将出现的创作高潮准备了基础。在个性方面，郑文光逐渐稳重起来，他不会轻易表述自己的未成熟的想法。
1976年初，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青年编导叶永烈发表了小说《石油蛋白》，第一次在儿童文学领域恢复了科幻题材。紧接着，在粉碎四人帮的狂欢中，萧建亨、童恩正、刘兴诗等6、70年代的科幻作家逐渐恢复写作。但郑文光并不着急，他学会了思考和等待。他要静观这一行业的文化变迁，评估从业人员的智力和文字操作水平。
这种等待一直持续到1977年。
1978年8月，我终于打破沉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
早在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年轻的女编辑叶冰如，就曾经约我写一本科学文艺著作。我记得我们草拟过提纲，但上交之后没有被通过。她的上级编辑认为，一部科学文艺读物似乎不如一部科学幻想读物，更加容易使读者喜爱。但是，时事的变迁，使这个计划的更改版本一直没有出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虽然早就恢复了与作家协会的联络，但因为科研工作实在繁忙，无法抽出时间进行科学文艺或科幻创作。
但是，老作家的复出激励了我。而且我已经感到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生活历练，我已经可以更加稳健地掌握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文学作品的创作了。
1978年5月，我终于拿起笔开始了《飞向人马座》的创作。这部小说总共写了三个月。
《飞向人马座》是一部13万字的短长篇小说。其中科学知识大概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来讲，它是唯一的硬科幻作品。虽然如此，其中的人物刻划也相当费功夫。
《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恢复科幻创作后的第一部作品。与《从地球到火星》一样，郑文光这一次进入创作行业再次给人巨大的冲击力。他以一部13万字的长篇掀开了个人创作新阶段的序幕。人们惊喜地发现，在《飞向人马座》中，作家不但保留了自己在创作前期努力最重要的成果——强大的科学技术建构，同时力图在文学建构上摆脱政治化的偏向，寻求以人的命运作为文学建构的焦点。
《飞向人马座》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它力克群雄，在语言、气氛、人物情感等诸多方面显著地高于当时的其他作品。特别是在处理其中的科学内容上，作家以一种稍嫌女性化的文笔消逝了知识本身干涩的苦味，不但如此，还给读者一种已经将其中的科学技术内容融入了个人知识结构的独特感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再一次回到了郑文光的作品之中。而这一次，所有的内容都与主人公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在《飞向人马座》出版的同时，一部与这本长篇小说水平相当，但却具有更大价值的作品《太平洋人》在天津《新港》杂志发表。如果我们阅读一下郑文光对《飞向人马座》的分析，便会明了《太平洋人》的成就所在。
从现在的观点看，《飞向人马座》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其中概念化地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与某北方大国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地损害了整部作品的气氛。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倾向的影响，这部作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并不成功。……
其次，对天文学的课程上得太多了一点。邵继来学习天文学的部分显得生硬，“知识硬块”没有被溶化。与此相似的，还有继来的日记部分，也显得相当不协调。……
第三，对三对夫妻的搭配匆忙了一些，想象世界的完美性也发展到了感情的世界，但这是不真实的。真实世界中的感情发展不一定那么理想和美丽。这一点我其实是很可以避免的，为什么偏偏要描写三对夫妻呢？
出现于《飞向人马座》中的三个明显的“缺点”，在《太平洋人》中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作为一个潜意识中不断追求两种建构相互平衡的作家，郑文光的作品再一次在两种建构上获得了全面提高。可以说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为重新确立郑文光在科幻文学领域中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
但是，两种建构力的全面提高不等于两种建构力已经达到了平衡。当我们抛弃两部杰作外表的词语包围，观察其中的内在构造，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科学建构的强大统领下，个人生活作为文学建构的中心并不令人满意。中学生的爱情、封闭的宇宙飞船、四角恋爱以及玫瑰色火星沙漠上的追求与奉献，所有这些能和数万光年、接近超新星的航行或远古时代的大爆炸后“太平洋古大陆”脱缰而去并再度归来这样的宏伟事件相互协调吗？
如果说个人潜意识中对自己作品的不满只是一个个体心理现象的话，那么1976年之后的整个中国文坛的巨大变化则构成了郑文光个人创作力改进的另一强大动力。小说领域中“伤痕文学”的出现，昭示了处理作品中政治内容的新的方式；一批以哲学思考为题材的小说加深了文学深度开掘的紧迫感；意识流、象征主义等手法的引进，则更在整体上动摇着以往的文学构筑方式。1978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则更是敲响了科幻文学必需变革的警钟。
1980年12月，郑文光在湖南少儿出版社编辑了一本“新作选”。在选集的《前记》中，作者先是谈到了科幻文学对青年人向往科学的意义，随后笔锋一转，写到：
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年青的文学式样，科幻小说又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它固然可以驰想千万光年以外的世界，暂时千万年以后的未来；它更可以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且由于采取了特殊的手法，它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上、更绚烂的场面间、更深刻的哲理中表现出我们时代生活的各个错综复杂的侧面。
……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文学创作理应反应我们人民医治旧创伤、建设新生活的各方面的斗争。那么，科学幻想小说呢？我认为，它也是生活的镜子，而且是一面有特殊功效的折光镜，在科学幻想——也就是“现代化”的幻想构思中，曲折传神地展示我们严峻的生活的真实。
《郑文光新作选》中，“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一共有5部，占大约三分之二。除《史前世界》仍然保留原来作品的文学风格之外，其他作品具有“全方位的”尝试性。直接涉及到文化大革命的题材有4部，占全书内容的整整一半。此外，还有关于“工读学校学生生活”的科幻小说1部和纯粹表达宗教哲理科幻小说1部。
“直接反映生活”的科幻小说的极至，是1982年天津《小说家》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命运夜总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鲍昌为这篇小说的出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将历史和未来放在一起考虑”的成功作品。作家自己也对这部作品相当欣赏，他写到：
在以批判社会现实为主题的科幻小说中，我的《地球的镜像》被翻译最多，但《命运夜总会》是我着力最多的一部。
笔者认为，将文化大革命题材引入科幻文学的创作，郑文光是提倡最多、作品最多也成就最大的作家，而且，《命运夜总会》的确是郑文光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我们可以将1958年的《共产主义畅想曲》和1982年的《命运夜总会》相互比较。首先，人物的数量、个性和命运都显著地复杂起来。在《命运夜总会》中，恩怨情仇从中国最北的北大荒一直伸展到最南的香港，时间跨度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场景从阳光下开阔的北方乡野一直过渡到南国阴暗的夜总会，人物从科学家、国家干部、知识青年一直到港商、歌星、私人侦探。80年代的所有生活潮流在小说中均有体现，而且，主人公的数量几乎等于过去郑文光小说中所有人物数量的总和，他们的性格之间也具有着显著的区别。
其次，政治生活是以独立而不是附带的方式引入作品，并显然成为了作家关注的中心。这一点与1958年的作品也构成显著的不同。似乎作者已经不再惧怕触及政治，并具有了相当大的信心和把握来处理这一自己从未处理成功的内容。
第三，在《新作选》之后，郑文光似乎对悲剧化结尾更加感到兴趣。在他的内心里，彷佛政治化题材与悲剧化之间具有着直接的联系。事实也恰恰如此，从浪漫喜剧转化为悲剧给郑文光的科幻小说戴上了复杂的思考色彩，也具有了开掘的深度性。
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发现，《地球的镜像》和《命运夜总会》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悲剧化结局与郑文光的个性不附。郑文光是一为天生富于进取、相信英雄主义强大力量的作家，他可能受到伤痕文学的影响，可能受到新时期早期的控诉性和悲剧性文学的影响，但他不可能构筑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悲剧总是缺乏悲剧色彩，总是含有稀释因素或是过分明朗的“乐观希望元素”的原因。即便是控诉得相当出色的短篇小说《星星营》，读者也发现缺乏悲剧的动人力量。
其次，几乎所有的“新作”在科学技术建构上都显得相当幼稚。它几乎是所有郑文光科幻小说中技术含量最低、构造最轻薄的作品。超声波刺激人脑的生物电流？没有踪影没有来历没有形状的外星人？朝生物进化方向相反的“退化机器”？这难道不恰恰是郑文光自己多次在谈论科幻文学创作中批驳过的最浅薄的作品吗？
80年代初期郑文光科幻创作中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对立，其实是社会文化环境与作家个性的相互对立，是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相互对立。作为一个天才和富于敏感性的作家，郑文光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一点。他不可能没有看到，在评论家盛赞《地球的镜像》、《命运夜总会》、《星星营》这样作品的同时，来自读者相对冷静的反映构成的那种奇妙反差。正是这些反差，迫使开始对环境与个性、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最后协调。这样，在言论上，作家继续大谈特谈科幻小说反映现实生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在创作上，他却迅速恢复起具有强烈科学建构的作品的创作。
正是在这样的潜意识的隐含调整中，包括《天梯》、《孔雀蓝色的蝴蝶》、《神翼》等作品相继问世。这种调整的最终结果是长篇小说《战神的后裔》的问世。在这部作品中，郑文光再一次显示了科学技术建构的高潮水准，并同时也最终找到了处理政治题材最为得当的方法。青年科幻文学评论家严蓬在谈到郑文光的最后一部重要长篇小说时认为，正是将作品的政治内容表面化推向隐喻化，才使郑文光小说的文学建构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将一个来源于未来又被局限于现实无法返程的人作为整个作品的主人公，他站在一个不属于他本人的今生又不属于来生的尴尬的时代里，心灵的哀痛才真正地激发出读者内心的强烈哀痛。这样，作品便跨越了科幻文学与主流文学的界限，成为我们个人与整个时代之间永恒悲剧的象征。
3、环境的阻碍与个性的突破
郑文光的科幻文学生涯是在个性与环境的搏斗、在意识和潜意识的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1929年，郑文光出生于一个不太贫穷的家庭，相对稳定的童年生活使他的个性可以充分地发挥。他从小喜欢读书，很能中书籍之中体会文字传达的感受。对大自然和科学技术的爱好本身就与这种相对平和的家庭环境具有直接关联。作为一个天姿聪颖、感官敏锐少年，郑文光很早就从周围人的反应中发现出自己所特有的潜质。12岁那年，他曾在越南宣光县古刹中得到一位老年智者的手书：
“君少年聪颖，可喜可贺！大器早成，天姿英纵！”
我拿着那张纸指了指自己。
“这是指我？”我怀疑地问。
“对！”老者点了点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正是这样的环境与反馈使郑文光的文学潜质和对科学的爱好能够发展起来。并使他最终成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开山祖师。
然而，郑文光的科幻文学道路受到他本性和社会环境之间无法协调的压力。在回到中国大陆之前，他在科学普及文学领域已经相当具有影响力和地位，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他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然而，无所不在的“政治化”环境，在一踏上新中国的土地，便开始在他身上发挥作用。这种作用迫使他不得不将自己对相对简单的大自然和技术问题的爱好与政治生活相互关联。
郑文光的确不是一个善于观察政治形势和处理政治题材的作家。考察他与另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童恩正创作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童恩正于60年代正式进入科幻文坛，他是那种极端善于把握政治气候并可以紧密与其和谐共振的作家。《古峡迷雾》产生于60年代初期，虽然故事以考古学为中心，但其中充盈着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义愤、对好青年应该志在深山热情无疑被当局的政治路线所欣赏。70年代，《古峡迷雾》的改编本重新调整民族矛盾的对立面，将美帝国主义者换成苏联修正主义者。及至脍炙人口的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出现，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和中国中心主义情感再一次有力地迎合了政治潮流。与童恩正相比，郑文光对政治生活的敏感性相当迟钝。他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感。他更多的是对政治通达平和时代中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具有深切的关怀。这样，不合时宜的个性加上英雄主义思想使郑文光在创作实践中一再碰壁。他早期的科幻小说被认为没有政治深度。《共产主义畅想曲》则处理不好其中的多种复杂关系。而晚期的科幻小说虽然反映了文革的现实，但在科幻文学的本体上又失去了原有的感染力。
笔者认为，以郑文光的文学天才和敏锐的感知力，他应该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作出比现在更加巨大的贡献。他本可以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全方位的探索并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但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断地歪曲和击退他的努力，让他个人的能力无法正常发挥。
一个人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影响。在所有人都认为，反映政治生活是科幻文学的中心主题的情况下，郑文光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但是恰如笔者前文所述，这种探索的成功和失败并存。
社会环境不但影响到郑文光创作方向上的努力，而且影响到他个人创作改进上的努力。正如我前文所述，在科学建构力和文学建构力相互寻找平衡的过程中，郑文光也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努力。
科幻文学文本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建构，这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新的概念。早在雨果·根斯巴克时代，科学技术、预测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问题就被提上过议事日程。在我国，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有饶忠华等人在《科学神话》中提出的两个构思，既科幻构思与故事构思相互结合构成科幻文本，其实也是这种思维不同形式的反映。但是，早期的评论家们虽然发现了科幻文学中独立于科学技术之外的其他结构，但对这种结构的性质没有清晰的界定。笔者认为所谓技术建构，指的是作者在作品中营造的科学技术氛围，它包括作品赖以存在的主要科学理论和事实，包括因科学技术或可认知的超自然因素造就的神秘状态或未来奇迹。技术建构力量雄浑，体现在作品中精心建构的科学理论精深独到，对技术进入人类生活造成的奇迹或对自然现象神秘状态造成的感官玄想具有极强的疏离效果。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应该是强烈技术建构的典范。对时间概念的精深独到的见解和时间机器运转所造成的疏离效果，造就了整部小说赖以吸引读者的富于技术特色的美学基础。技术建构不单单指作者阐述的科学理论的独到，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对科学技术进入生活领域所造成的感官效果进行恰到好处的勾勒与描绘。英国作家克拉克的小说《2001年：太空探险》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小说对太空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绘，在唤起人们强烈感官向往方面至今仍然无人能够超越。与技术建构完全不同，文学建构指作品中对主人公和相关人物的性格、情感和生活命运的构造。文学建构强悍的作品，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欣赏性美学基础。读者在感受人类命运的同时，更多地思考和体验社会环境和人性弱点给人带去的认知与情感。高水平的主流文学作品常常以主人公独特而发人深省的文学建构为主要特征。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托斯妥也夫斯基，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们的作品可能流派完全不同，与现实的直接关系有亲蔬远近之分，但在文学建构上所进行的强大努力，为读者提供了欣赏、思考和愉悦的来源。
在科幻文学领域内，技术建构和文学建构是两种必须存在的和相互协调的内隐结构。两种建构并不一定必须取得平衡，但大凡优秀的作品，都的确寻求两种建构的平衡点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努力。《2001年：太空探险》以强烈的技术建构为统领，但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技术建构引导下，个人的性格、生活和命运失去了本身独立的价值，必须屈从于小说中技术力量所造成的统御。鲍伯·肖的《往昔的光线》（又译为《昨日之光》）则以主人公强烈的怀恋情感为主导，但这种情感赖以形成的基础，则是慢透光玻璃这种玄妙的技术。也许，最具天才的科幻作家是英国的乔治·奥威尔，他的小说《1984》在处理两种建构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平衡。
无疑，优秀的科幻文学家需要两种不同的建构技能的协调发展。但是，这些技能的发展和在创作中的真实发挥程度，却不是作家意识与主观控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常常，处理两种建构的能力来源于作家本人的知识基础与直接经验。换句话说，并不是主观性的强烈努力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一些科学技术基础缺乏的作家，即便多年致力于小说的技术建构，但仍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儒勒·凡尔纳就是这类作家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记录了两万张卡片，以求获得优良的科学技术建构基础，但他的作品所涉及的“科学技术”，全部没有脱离常识化、表面化和新闻化的水平。在正统文学领域，主观努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明显。在斯大林时代，许多作家尽管千方百计地寻求一种获得当局认可的创作形式，但最终他们的作品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虽然这些作家受到被解职、处分、判刑、甚至死亡的威胁，但这些威胁造成的主观控制的强烈欲望却不足以使他们的作品符合当局的要求，原因是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认知结构，潜意识地造成了作品主人公命运必须以某种方式建构起来，这样才能满足作家内在的美学图式。
笔者以为，在意识的层面上，郑文光的创作是寻找如何作到个性与环境之间的协调，而在潜意识的层面上，郑文光的创作则为实现两种建构的平衡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郑文光是我们时代科幻文学的伟大探索者。他在开创中国的科幻事业、在探索科幻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上作出了突出成就。他的众多尝试中成功与失败并存，但正是这些成功和失败给后继者许多教训和启示。郑文光是典型的科幻作家。他对科学技术和大自然的那种深刻的爱，融入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他笔下的辽阔宇宙太空和变换万千面孔的富饶的海洋将永恒地存留在科幻读者的心间。郑文光相信科学技术能给人带去无限明朗的未来，既使这种未来是充满艰辛和牺牲，人类也将永不停止对它的探索。郑文光还是一个大胆的闯入者，他多次闯入自己不熟悉的复杂政治禁区，用不但改进着的作品证明政治题材在科幻文学中如果处理不当，完全可能失去其本身应有的价值，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完全可以拥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具有丰富的表象和内含，他是一个能用有限的文字建构无限的表象的建筑师，由他建筑的时间通道、海底大厦和通天之梯将联系起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更联系起过去、现在和遥远的未来。
郑文光不属于我们这个政治化的、动荡的时代，他应该属于那种稳定、平和、科学技术、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能产生伟大作用的时代。但唯其这样，我们才看到他的伟大之处：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以不倦的探索精神、以无畏的自信和力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星球和不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并可以承载他人的广阔坚实的科幻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讲，郑文光是我们时代的科幻伟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