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相同与不同

吴岩

巴黎艾菲尔铁塔下的凡尔纳餐馆

1884年7月7日，在创作科幻文学20年之后，儒勒·凡尔纳应邀到梵蒂冈晋见罗马教皇。在长达1小时的晋见仪式上，教皇拉着凡尔纳的手告诉他：“我并不是不知道您的作品的科学价值，但我最珍重的却是它们的纯洁，它们的道德价值和它们的精神力量。”4年以后，凡尔纳当选亚眠市议员，开始对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现状发表忧心忡忡的看法，逐渐成为亚眠市的“良心”。到1905年凡尔纳去世，他一直努力地拓展自己的科幻文学视野，从没有为作品本身的科学性或社会性而担心过。

另一位西方科幻大师威尔斯与凡尔纳具有类似的经历，但比凡尔纳更加迅速地受到承认。他于1895年发表首部长篇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便一举成名。随后，他的科幻和非科幻创作日渐丰盛，在世纪转型期，威尔斯的思想家喻户晓，他与萧伯纳被共称为“扭转当代欧洲思潮”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威尔斯到晚年不但继续他的科幻文学创作，而且走访世界各地，与各国首脑共论维护世界和平的大计。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创作的乌托邦文学是否会误导世界民众感到焦虑过。

在凡尔纳和威尔斯之后，全世界公认科幻文学中出现了两大流派。以凡尔纳为首的“技术细节派”和以威尔斯为首的“社会派”统治了此后科幻领域将近50年。

比较一下中国科幻大师和西方科幻大师的境遇，是发人深省又非常有趣的事情。

中国科幻文学大师的出现顺序与西方恰恰相反。1932年，正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教的著名作家老舍在《现代》杂志开始连载一部相当“与众不同”的新的小说《猫城记》。小说讲述一个偶然着陆火星的中国人如何在一个以猫为主的城市中的神奇历险。整个猫的社会沉浸在衰败、颓废、污浊、肮脏的气氛之中。在那里，民族心灵和道德的衰亡通过崎岖的反射镜被逐一呈现出来，使读者产生痛楚、愤恨、甚至自我谴责联想。老舍先生的这部在艺术水准上和构思上比其他作品显著有些下降的作品，为中国“社会派”科幻文学发展缔造了一个“早到”的巅峰。虽然和作者本人的其他作品在艺术性上无法相比，但能够将“盲动”、“顺从”、“灵魂衰亡”、“民族意识堕落”以及“革命”“反革命”等如此众多的社会道德和心理主题融会在一部11万字的科幻文学中反映出来，如此深厚的“功力”也只有老舍这样“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中国大百科全书语）”的文学大师才能具备。和威尔斯一样，老舍在文学和思想领域的成就最终在中国文坛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为作者取得了相当崇高的地位。但是，这些地位与《猫城记》无干。不但如此，在《猫城记》发表不到5年之后，作者便开始深刻地后悔。他连篇累牍地写作检讨书，探讨作品为社会造成的损害，以及作者当时如何“幼稚”，如何没有达到艺术上的“高明”。

《猫城记》，老舍唯一的科幻文学作品就此在中国文坛上消逝了多半个世纪，直到1995年，才由他的子女选编的作品集中被广泛印行（此前也被编入过全集）。

如果说“社会派”科幻文学受到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不可能获得重大发展，那么以“技术细节”见长的所谓“科普型”科幻小说开山鼻祖的命运又如何呢？

在老舍先生的《猫城记》发表8年之后，孜孜不倦地埋头于开明书店科学读物编辑的顾均正先生出版了以四个中短篇小说为基础的科幻集《在北极底下》。四部作品中的前三部——《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伦敦奇疫》——完全沿袭西方科幻小说的模式，以科学探案为主题线索，连主人公都以“夏恩·马林”、“凯恩”或者“乔弗楼爵士”命名。最后一篇题为《性变》的作品也许应该是作者寻找 “中国特色”科幻文学的一种尝试，小说讲述了一个著名教授的高才生，如何为恋爱教授的女儿而不惜使用科学发明去谋害教授，并最终导致自身毁灭的故事。顾均正的小说的确存在着相当明显的“西方化”倾向，他的尝试也显得过分粗朴，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认为，《在北极底下》是中国早期科幻文学“注重技术细节”派的一种巅峰状态。无论从科学与故事的交织上还是从情节节奏的控制上，它突破了在这之前中国科幻小说无法处理科技内容与现实关系的“瓶颈”技术，使其在技术与非技术文本的交融上能够平滑发展。笔者认为，这样的技术既使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只有很少的作家能够达到。与凡尔纳、威尔斯、老舍一样，顾均正最终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强有力的地位，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和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

但是，关于顾均正唯一的科幻创作却逐渐成了他生活中意欲被隐含而去的内容。不但如此，从他在1940年为选集出版创作的序言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顾均正未雨绸缪的安排，他似乎有一种作品可能被枪杀的预感。因为在序言中作者不断强调，他是一个重视科学技术的作家。他不希望让自己的作品和国外那些“空想成份太多，科学实质太少”的作品同流合污。

同样是科幻文学的大师，同样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两者之间却形成了显著的差别。西方科幻文学大师不但著作等身，而且从不为自己参与过科幻创作而忧心和痛悔。而中国的科幻文学大师只在短暂的昙花一现之后便堕入了深深的恐惧与自责之中。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中国科幻精英焦虑和恐怖？一种比较受到认可的理论是作者的作品中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凡尔纳和威尔斯的作品也同样缺陷显著。凡尔纳小说中可以找到上百处“技术错误”、威尔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数不清的激进与不合时宜的“幻想”，但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没有损害他们的声誉，更没有使他们跌入“扰乱社会的坏人”那种无法自拔的情感之中？

另一种也许可以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科幻文学大师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可惜，这也是一个无法圆通的理由。因为在凡尔纳和威尔斯生活的时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已经形成强大的势力，社会道德和宗教力量更是强有力地对公众舆论和文学艺术进行着昼夜不停的审查和监督。罗马教皇对凡尔纳的评语就相当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或者汤恩比的史学观念比较适当。任何一个历史的长河中沉浮的个人其实都只是时代文化潮流上飘动的浮标而已，作家也不例外。正是这种涌动着的深层文化历史力量决定着他们个人和作品的命运。

1991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能够容纳300人的教室中，一门专门探讨科幻文学理论的大学课程第一次在泛华人文化圈中得到认可。在开课的第一天，坐无虚席的教室中迎来了它的第一名教师。以对鲁迅先生思想和作品研究具有独特看法的北师大中文系王富仁教授将他对中国文化与科幻文学关系的思考第一次清晰地阐释出来。到此，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一扇新门，宣告正式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