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_幻想的边疆

《科幻文学里的经济秩序》
吴岩

在遥远的未来，一种来源于沙漠星球上的称为“米拉基”的植物成了所有星际政府垂涎的目标。为了获得这种可能制造出永生药物的植物，一场沙漠大战拉开了序幕。

1965年，美国作家弗兰克·赫伯特推出了他一生中最为场面宏大的巨著《沙丘》科幻系列的第一部。在这部洋洋70万言的作品中，阿拉克斯星球被她的邻国入侵，国王被驱逐，主要经济设施被占领。为了夺回自己的家园，流亡的星球首领在临近的地区找到了一个具有能在沙漠表面无障碍行走的强盛的星际部队，并借助这个部队所驯服的巨型沙虫的引导，收复了自己的国土。

25年之后，被赫伯特所详细描述过的这场星际大战首先在小规模的意义上得到了实现，这就是发生在波斯湾的那场现代战争。

科幻小说关注经济、以及与经济相关联的问题，至少可以追朔到公元前380年。那一年，著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作了他具有重大意义的10卷本对话体小说《理想国》。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对一个理想的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侧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由《理想国》开拓的关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主题，对后世的科幻小说具有重要影响。

19世纪以后，各种社会思潮逐渐产生，科幻小说也在文学领域中兴起。在这种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对人类造成影响的文学作品里，未来社会的经济秩序一直是一些全景性作品中重要的内容。

从比较广义的角度上看，科幻文学中的经济思想其实与社会流行思潮并没有大的区别，完全自由经济的思想和集权控制的思想一直是创作的两条主线。围绕这两个思想，作家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丰富的社会前景呈现给读者。

20世纪的科幻文学作家将自己的关注集中在政治和技术主题上，安·兰德（Ayn Rand）的《地图耸耸肩》(1957)可能是为自由主义辩护的最强烈的作品，这部完全代表西方文化发展方式的作品对西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具有影响。但是，和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基本价值观的文学作品相比，科幻作家们更多的关心是这种经济制度下对人性的扭曲。弗雷德·马西撒克（Fred Macisaac）的小说《世界土匪》(1928)讲述的是由于负担战争贷款不均而导致美国和它的原来的盟国之间进入持久战争的故事。而公认的科幻小说黄金时代大师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有光吧……》(1940)则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那些投资于过时技术但却掌握着管理世界大权的一群人对待创新和发明将会采取的恶毒抵制态度。海因莱因是喜欢谈论经济的作家，他的小说《帝国的逻辑》（1941）将奴隶制经济引入当代社会，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无法接受的当代神话。1950年，他的小说《出售月亮的男人》则描写人类为了进行第一次月球探险，必须将探险的对象出售以进行融资的荒唐故事。海因莱因是强硬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的持有者，他1966年的小说《月亮是一个严厉的妇女》中形象地阐述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西方经济学的名言。

福雷德里克·波尔是另一位衷情于经济题材的科幻文学作家。波尔是著名科幻期刊《星云科幻小说》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他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讽与海因莱因虽然不同，但有许多暗中相似的地方。在波尔与西里尔·康布鲁斯合著的小说《太空商人》(1953)中，美国的国家经济被一种极端消费主义所左右，而这种极端消费主义倾向的来源则是一些经济增长万能论的拜物教的教徒。在这样的国家中，广告业中心管理机构居然成为了政府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在1954年出版的《蜜达斯瘟疫》中，波尔描述了更加离奇的情况，那就是未来美国的每个市民都有一个无法承受的“消费配额”，而这个配额的制定完全是为了应付过剩的大机器生产。在小说《地下隧道》(1955)中，一个人工的世界被活生生地从城市的地下开掘出来，其目的只是为了对人体进行秘密的商品广告宣传。所有接受宣传的人都是广告商人的试验品，这种试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甚至为此失去了死去的自由。在另一部与康布鲁斯合作的小说《法律斗士》(1955)中，波尔将自己的解剖刀伸向飘忽不定的股票市场，而在小说的结尾，人们惊奇地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自由的股市，因为整个金融公司都是由一些隐遁的超级老年病患者所操纵控制。

但是，所有这些作品和阿尔道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相比，都显得简单和幼稚。在这部以莎士比亚戏剧中台词命名的科幻小说中，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人不再考虑生育，而是由克隆制造，性、爱情、娱乐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改变了味道，就连时间的纪元，也从公元改成了“福特”，以象征大汽车企业对整个世界的占领。

对非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设想也挑战着科幻作家的想象力。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写到过一个小小的“方圆200英里”的新月形岛屿，这个岛屿上人们过着没有商业的田园共产主义生活。德国作家约翰尼·安德里亚的小说《基督城》的公民享受公有制社会的乐趣，有公费医疗，食物实行配给制，服装一律为灰白色。19世纪以后，乌托邦文学逐渐带上了马克思主义理想社会理论的色彩。罗伯特·帕姆伯顿（Robert Pemberton）的《一个美好的殖民地》（1856）可能是早期社会主义乌托邦科幻小说。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2000-1887：回顾》 (1888)则从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穷困》中获得了大量灵感。以中国生活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作家M.P. 谢尔也从这位学者的论著中获益匪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心的作品还有安纳托利·弗兰斯（Anatole France）的小说《白色的石头》（1905）。

和对一种乌托邦社会的向往相比，国家计划经济对社会发展甚至对人性发展所造成副面影响更多地吸引着作家的注意力。杰克·伦敦的《铁蹄》（1907）呈现了暴力革命实现平等过程中的恐怖。迈克·雷诺德的小说《对手雷吉人》(1961)则写出一些到外星球访问的地球人为了试验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对那里的土著国家进行人为的分割，以便同时检验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到底那一个优越。扎米亚金创作的小说《我们》和奥威尔创作的《1984》是“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在这两部作品中，中心计划经济使人的本性丧失，所有人甚至失去了自己享受姓名的自由，全世界的公民都由一些代号所表示，爱情、思考、独立的行为都在一种中心计划主义的影响下丧失殆尽。整个世界被一种人工控制的狂热情绪所左右，而这种狂热情绪的一个相当具有效力的作用就是转移计划经济产生的弊端而在人们心灵中产生的失望感。

除去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个大的主题外，科幻小说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也深入到比较细致的微观领域。海因莱因的《机器路》(1940)讨论最大的经济报酬应该给社会中的那些人才显得公平，他的观点是，应该重奖那些处于生命威胁之中的社会贡献者。路易斯·帕德盖特（Lewis Padgett，这是Henry Kutter和C.L. Moore合作的笔名)的《钢铁标准》（1943）讲述是的利用经济办法实现国家之间的压迫与屈服，在小说中，地球人对被占领的外星球进行经济瓦解并威胁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波尔·安德森的《帮助之手》(1950)展示了一个纯粹接受外援国家的经济所可能出现的问题。罗伯特·谢克利的小说《生活费用》(1952)描述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一些中产阶级只有通过使用未来孩子收入做抵押，才能换取今日食物。G.C.爱德蒙顿的小说《腐败了地球的人》(1980)和本·波瓦的《私掠船》(1985)写的都是软弱的美国政府放弃管理他们在宇宙中占领的地盘却有其企业家进行接管的故事。生态毁灭方面题材的小说也涉及经济问题，比如人口过剩和第三世界的欠发达问题。这样的作品包括乔治·特纳的《夏天的海》(1987)和布鲁斯·斯特灵《锡兰忆往》(1985)、《网络中的岛屿》(1988)。

除去对经济体制的关注之外，科幻小说作家对经济危机和突然出现的经济恐慌也具有极大的兴趣。早在70年代，描写中东石油危机的科幻小说《油断》就曾风靡一时。几乎是在此同时，作家保罗·额尔德曼的小说《79的冲击》描写了一个和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向类似且更加复杂的事件：一家美国大银行的倒闭发起了连锁反应，使整个世界进入经济崩溃的悬崖边，道琼斯工业股票狂跌不止……此时，一个阿拉伯石油国家决定挽救西方经济，但他们的交换条件竟然是恐怖主义的合法性。在《79的冲击》之后，额尔德曼还创作过《89的恐慌》，再一次打破全美畅销书榜。

有关科幻文学作家对经济学主题的关照，还可以介绍许多内容。但所有这些或者幽默生动、或者悲观恐怖的小说内容的背后，却隐藏着人类对自己命运本身的关照，隐藏着人们寻求更加美好世界生活的向往。一些科幻评论家分析，在冷战结束之后，在东西方对抗逐渐缓和之后，与经济问题有关的科幻小说将变得比过去更加吸引作家和读者的注意。大多数科幻作家认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应该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间经济的“血肉型”依存关系不断加强的同时，仍然能显现出相当巨大的南北差别；在科学和技术高度发展并加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的分配仍然会显现出非均衡性，激烈的竞争和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仍将左右着我们；政治趋向多元化却仍然无法抵消局部的动荡甚或更大范围的战争；难于预测和控制的自然灾害（如大体积陨星对地球的袭击）也许会在一定程度毁坏人类的家园……。所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未来保持更多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充分肯定，有关经济题材的科幻小说将在中国文坛上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