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_幻想的边疆

早期科幻小说中的克隆技术
吴岩

随着爱丁堡罗斯林研究院中一只划时代的绵羊的诞生，克隆，这个先前鲜为人知的单亲繁殖过程一下子成为轰动的话题。各国政府争相发表声明，要求禁止这项技术在人体上的应用，以保存宗教信仰和伦理尊严。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关于克隆的科幻小说就已经对这种奇异技术带来的进步与缺憾进行过相当形象性的思考。著名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鞋袢》 (1941)、A.E. 范·沃的《非A世界》(1945)可能是这类作品的先声。波尔·安德森的小说《处女行星》(1959)和查理斯·麦恩的《无男人的世界》(1958)也有克隆技术方面的描写。但是这些小说的标题都没有提到克隆这一词汇，而颇有趣味的是，第一篇以《克隆》（西奥多·托马斯和凯特·维尔海姆合作于1965年）命名的科幻小说却与克隆技术毫无关系。

克隆科幻小说，从一开始，就是从技术和伦理两个角度进行构思的。

在技术领域中的克隆小说当推西奥多·斯特金创作的《当你关怀，当你恋爱》(1962)。作品以一个富有的女人如何用一颗吞噬了他情人生命的癌细胞作原本，进行情人复制的故事。她的复制“新”情人，难道不会也患上同样的癌症吗？将近10年之后，D.M.罗维克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在他的形象中》（中文译本为《人的复制》，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故事描写一个76岁的美洲富佬如何在亚洲热带森林中建立起实验室、并对自己进行继承人复制的全部过程。这部小说对克隆技术带来的种种难题进行了探讨，书后的技术“参考文献”就密密麻麻达23页之多。《在他的形象中》从科幻界刮起的旋风同时感染了新闻界，又波及科技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克隆技术的大辩论。

克隆科幻小说在社会和伦理领域中的探讨大概包括如下方面：克隆可以达到人的完全复制吗？能产生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吗？克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相似性是否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新的问题？即便能够生成遗传上完全一样的个体，他们的生存环境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最好是看一看艾拉·莱文（Ira LEVIN）的小说《巴西来的孩子》（中文译本为《94个小希特勒》，1976)。这本小说一开始就给人一种紧张的气氛：1974年的某一个时刻，巴西茂密的丛林中，逃亡的纳粹军官们将要进行一次秘密聚会！会议由消遥法外的魔鬼医生门格尔主持。整个会议的目地，是立刻进行一次复兴第三帝国的行动。让读者觉得有趣的是，这次行动不是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武装对抗，而是要在选定的时间杀死全世界范围内被选定的94名中年男子。非常凑巧的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莫萨德”得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暗杀行动的消息。他们立刻进行了追踪和访查。经过不断研究和分析，情报人员渐渐为这场阴谋的策划倒吸一口凉气。原来，所有这些选定将被杀害的男人，家庭中都有一个“长相异常相似的”被过继的14岁的男孩。犹太侦察家们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因为希特勒恰恰是在14岁上死去了自己的父亲。难道，这些孩子是门格尔医生用希特勒的细胞复制的克隆希特勒？这些使用希特勒身体培养出来的复制品已经完全具备了希特勒的遗传特征，而杀死父亲，正是为这些复制品制造一种希特勒产生的外界环境！接下来，小说围绕着暗杀与反暗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将纳粹残余一网打尽。但是，如何对待这94个小希特勒呢？他们长大后，会不会成为又一个纳粹帝国的领袖呢？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终于让读者轻抒了一口气。原来，我们的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纳粹文化的土壤已经被根绝，这94个孩子将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未来世纪生活下去。

除去希特勒以外，在克隆题材的作品中出现的名人还有圣经中的约书亚、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安妮·维尔逊等。

不知为什么，克隆题材特别吸引女性科幻作家的兴趣。也许，这和妇女一直执行着生育过程有关？女性作家还喜欢讨论在克隆技术发展充分后男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会具有怎样的变化。相比之下，男性作家的克隆小说较少伦理思考，他们主要是用这种题材丰富自己作品的紧张性和惊险性。比如，对克隆原本的谋杀就是他们较多使用的情节。

刚刚谢世的著名科学家、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卡尔·萨根教授说过，科幻小说的最大意义是它对未来的试验和探索，它能使我们做好准备，将未来的冲击减少到最小限度。但愿半个世纪关于克隆题材科幻小说的创作和出版为当代克隆技术的突破打下了坚实的大众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