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我视野中的华夏科幻史

吴岩

我一直以为，划分一个科幻文学内部历史的疆界，应该从占有主导地位的创作理论的突变入手。这就是为什么我将中国科幻的全程发展分为四段的原因。

对于中华文化从何时开始产生科幻文学，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我个人的看法是，从中国文学的源头开始，就已经产生了萌芽意义上的科幻形式。在那些充满朝代更替的漫长时代里到底发生过些什么事情，出现过多少优秀的作品，至今仍然如南极海水中的冰山一样诱发着人们的想象力，也诱发着人们的探索热情。今年年初，台湾一个大学的文学研究生曾经与我饶有兴致地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能与一两个研究生共同试练一下自己在旷古文献的海洋中寻找冰山轨迹的能力。

尽管对萌芽时期中国是否存在科幻还有不少争论，但海内外的研究者都一致同意，1902年鲁迅发表《月界旅行·辩言》从根本上实现了中国科幻文学理论从无到有的伟大转变，也使科幻的历史发展到新的时期。这篇在今后若干年内仍然会经常受到引用的文学理论文章中，鲁迅狂热欣赏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跃然纸上，他希望科幻文学能变成一种富于刺激力的载体，将枯燥乏味的科学知识“点石成金”，唤醒千年沉睡的国民。于是，“普及科学知识”成了随后将近四分之三中国科幻小说存在的中心价值。

“利用科幻小说普及科学”的观点在新中国建国后得到了苏联科幻文学理论的支持，更加可悲的是，它还受到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不可理喻因素的强化。这种片面夸大文学流派某种特殊功能的思维方式最终将科幻文学置于了某种“功利主义”的危险境地，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后期繁荣造成了巨大阻碍。它抽空了文学的本体，将艺术创作降低到工具加奴仆的地位。

为了积极改变科幻文学的奴仆状态，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科幻文学领域发动了又一场新革命。一位曾经在第二时期以饱满政治热情创作过大量脍炙人口作品的西南民族考古学专家，试图用一种新的政治词汇更改科幻文学的功能定义，他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取代“普及科学”，试图找到突围创作困境的途径。这样的突围立刻受到多数当红作家的拥护，一些后继者在感受到童氏理论的革新意义的同时，致力于修正他的不足之处。他们进而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系统地提出，科幻小说“应该是”一种根植于现代、根植于当前生活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应当紧密地结合“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

童氏理论指导下，作家逐渐从科学普及的中心视点转移到人性和现实的中心视点。他们甚至认为，科学是无关紧要的，全面地面对现实，“关注当前”、“向主流文学靠拢”、“比主流文学更先走向世界”才是科幻文学的主要运作方向。

我不否认在久以干涸的理论土地上，新的观念使科幻文学在社会认识深度上得到了大的提高，但童氏理论的本质与“功利主义”没有多大的区别。虽然以金涛、魏雅华为代表的作家创作了也足以能和时代抗衡的作品，但童氏理论阐释者们所主张的科幻小说紧密地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观点，实际上仍然徘徊于“功利主义”官能的左右，“图解社会政治信条”、“传达主流文学的思想”本身又使它远离了科学本身和科学探索过程为科幻制造的独特话语方式。正是这个理论，将中国科幻文学推入了世俗化的境遇。

到此为止，中国科幻已经走过的三个完整的时期，在三个时期中都曾经出现过相当优秀且不负于他们时代的作品。但是，在科幻文学理论方面，我们仍然徘徊于遥远的地平线以下。

到底什么是科幻文学？科幻文学的功能是否就是它的本体？“文以载道”是否就是科幻文学的全部功用？作为一种贴满标签且众说纷纭的文学形式，在已经进入的中国科幻文学的第四时期，到底会发生些什么？我们又应该做怎样的准备？这就是我计划写作“回忆与思考”栏目的主要内容。笔者在涉入科幻领域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有幸目睹了大量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对这些人和事的回顾将为大家提供一个整理历史的过程，而对于我个人来讲，这种整理无异于一个重新思考中国科幻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过程。

我从1991年开始在大学中进行科幻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有充分的事实相信，中国科幻的发展关系不单单关系着文学思维导向，也关系着年轻一代的教育，更关系着着整个民族富有希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