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_幻想的边疆

新世纪网络科幻的走向

张原虹吴岩

中国：爱到穷途末路

最近10年来，随着个人电脑的降价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以电脑与网络发展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坛上逐渐增加，形成了一个题材热点。一时间，文坛上大有作家不“触网”，就无法展现自己的前卫和先锋的事态。

在这样的闹哄哄的气氛中，懂电脑的不懂电脑的、懂网络的不懂网络的、上过网的没上过网的，蜂拥而至，把个网络题材的大厦围个水泄不通。

静心而论，中国网络题材的主流文学作品几乎全部围绕着“恋爱”的主题展开。似乎网络技术的产生，主要为古老迷人的爱情递增新的方式与渠道而已。

如果说主流文学界的大腕们的人文主义面对网络化世界只能具有如此低下的想象力的话，科幻文学作家们是否具有更好的未来视野呢？情况也不尽然。去年夏天，成都《科幻世界》杂志召开青年作者座谈会，在会上，我们就听到期刊的主编阿来明确地告诉作者，中国的网络科幻，不外乎是抒写“两大矛盾”，要么是“现实世界的有限空间与网络世界的无限空间之间的矛盾”，要么相反，是“网络世界的有限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无限空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别无他论。

应该说，阿来的看法一语中地。两大矛盾合并起来，其实只是一大矛盾。我们生活的空间与电脑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大约是受了1984年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神经浪游者》和随后的赛伯朋克（又译电脑朋克、网络朋克）潮流的影响。

渴求“更加浪漫的爱情”、“希望逃离现存的世界”、“寻找心灵和物质的乐园”，所有这些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指摘的地方。但是，如果将网络文学作品仅仅与这样几个问题等同起来，恐怕就显得过分简单了一点。它不但会桎梏丰富多彩的文化状态活生生地进入文学领地，更会让我们丧失创造性的理解网络文化的大好机会。

美国：全球化还是仇外化？

当代国外网络文学和网络科幻文学，是与后现代的时代状况和对多元化的网络现实深入思考无法分开的。西方和东方其他国家的作家和科幻文学工作者，已经将自己的笔触深入跨出文学领域，进入到文化的范畴。于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诸多文化和哲学流派的观念，也汇入网络和科幻文学。人们不但简单地关注人的封闭与开放，还关注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紧张状态。

我们以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的关系为例。

在一个数字媒体把世界紧密连接的时代，全球的文化网站都面临着排外情绪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强大压力。一方面，人们通过网络与外界交流，另一方面，这种交流使他们面对文化的冲击。来自网络的大量文化异质挑战着、甚至毁灭着我们本地的文化价值观，也最终威胁着个人的生存。在这样的世界里，有多少人能坦然地面对外来文化的打击？又有多少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观念和文化正在成为“仇外者”？

“仇外观念”与“全球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是最近一个时期科幻文学关注的中心问题。这种紧张已经形成了作品中的一种压力，在这其中，作家推进情节发展，展现人物个性，并在思考如何调整国际互联网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和保护多元文化传统等重要的主题方面最终形成小说的结局。

美国著名作家尼尔·史蒂芬森可以成为这一类科幻文学的最新典范。洛杉矶加州大学的N.凯瑟琳·海勒丝（N. Katherine Hayles）教授在题为《牛仔对大众：尼尔·史蒂芬森作品中的仇外观念与全球化》的论文中，重点讨论了上面的主题。在海勒斯看来，史蒂芬森曾经做过计算机的编程员，他了解电脑网络和黑客生活，当然知道人与机器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这一点，使他在从《雪崩》到《钻石时代》再到《Cryptonomicon》的一系列小说中，以迷人的魅力展现出一个自立的个体如何退化成一个奴性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毫无选择只能按照它的程序行事。

与个性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是L·鲍勃·赖夫在《雪崩》中所说的“生物性大众（biomass）”。由于人性变得太常规化（routinized），个性全部消失，于是便出现了“生物性”的“大众”。

如果仅仅将分析停留在两种力量的协调和对立上，海勒丝的分析就显得简单和平淡无奇了。但是，她没有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在进一步地寻找两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海勒丝惊奇地发现，小说中的“生物性大众”，竟然与东方民族和东方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雪崩》中，具有鲜明对照和讽刺意义的是，整个漂流伐上的芸芸众生大都来自印度、越南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这些人直接威胁到的领地，却是美国的南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个人主义至上的地方。个人主义者与生物性大众的冲突，就象是美国西部荒野中自行其是的牛仔和亚洲拥挤的村庄中芸芸众生之间的冲突。

文化的符号和隐喻，在尼尔·史蒂芬森的小说中比比皆是。但是，这些内容又不能用简单的好坏、你我、东西来区分。它们相互融合，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推进着故事的发展。在《雪崩》中，挤满生物性大众的漂流伐上，撕破文化同一性的“大坏蛋”，雷文，他的个人主义已经极端到了自立为王的地步。在《钻石时代》里，“鼓手”既是消除了个体界限的放荡不羁的群体，又是具有让天朝王国恢复青春潜力的生物计算机。这里的天朝王国，薄薄的面纱后面隐喻的是中国。在《Cryptonomicon》里，“大众”又与军队联系起来，而且特指日本军队和它对中国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大众”一直是史蒂芬森的作品中重要的“所指（signifier）”，但是它的种族特征在继续变异，让人无法按照标准的东西方界限进行划分。海勒丝女士推测，由信息技术（包括纳米技术）带来的全球化格局还没有解决早期作品所提出的那些假设，反而使人们更难区分“个体”的与西方和“大众”的与东方。这种思想上的偏移说明了史蒂芬森的小说在心理上的演变，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总体揭示了全球化技术对仇外观念的影响。

美国的网络科幻，已经发展到更多地侵入文化内核的阶段，这个事实，不能不对我们的网络文学或网络科幻文学提出有益的启发。

英国：神秘巨石代表赛伯空间？

日本学者巽孝之在今年初举行的“香港2001国际科幻研讨会”上，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他认为著名作家阿瑟·C·克拉克才是网络科幻的先驱者，他的《2001年：太空探险》堪称电脑空间（或译为赛伯空间）的始作俑者。

巽孝之的文章先回顾了近年来国外多次提到的关于电影《2001》的创作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看待克拉克的作用。普遍的看法是，克拉克希望按照逻辑结构电影，而库布鲁克按照形象结构电影。克拉克缺乏恰当的艺术想象力，是导演库布鲁克在他提供的文本基础上丰富了电影，找到了更加深刻的哲学主题和美学意象。

轰动一时的好莱坞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出品于1968年，它的基础是克拉克的短篇小说《了望哨》。该小说描写的是一个月球表面的超自然物体，在人类探索月球时主动开启，并向外太空通报了一种生物越出自己星球表面，成为宇宙公民的故事。由美国著名导演库布鲁克改编的电影则远没有停留在如此简单的科幻层面。电影从300万年前遥远的古代“人类的黎明”开始，从原始部落首领第一次学会使用武器，逐渐演化到人工智能控制飞船的21世纪，浓缩了人类发展中的重要范式转变。而在这些转变中，一些超自然的影响力一直不断地若隐若现，干预着人类的独立发展。

电影中超自然的代表物是一只巨大的巨型黑色石块，称为巨石。它在远古、21世纪、甚至遥远的土星的月亮上都有出现，并最终将地球人的代表鲍曼送入星门，羽化成超人。电影场景壮观，更有无数难忘的意象，为电影艺术创造了不可磨灭的新的典范。

巨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库布鲁克坚持这个物体应该是长方型的、独一无二的、能非逻辑性出没的、暗示性的物体，而克拉克则将它设想为金字塔型的、能无限繁殖的、无孔不入的神秘物体？

巽孝之认为，如果从后60年代的文化语境下观察，库布鲁克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是一个极端相对主义者，以“相对主义的暴政”来呈现反文化的本质。他设计的精子一样的太空船插入子宫一样的星门，孕育了星孩。他以足够的阴茎中心来刺激我们那些曾经孕育于母体的下意识的经验。在进入隧道之后，流溢着的、无限丰富的色彩和意象，也让人感到是子宫中的迷幻之旅。对于巨石，库布鲁克则成功地为观众展现出一个集中于更加形而上的、且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超验的人—机共生的形象。和库布鲁克的出发点相比，克拉克那种简单依照爱因斯坦相对论组织自己思想的方式，在那样的时代，就显得过分幼稚了。

但是，如果从后80年代的语境中重新审视整个影片，我们却能从巨石的行为中发现关于网络空间的明确预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巽孝之选取克拉克的原著和随后为原著撰写的三本续集作为作家思想史的资料佐证。在原著中，宇航员鲍曼通过星之门之后，在遥远的星际中心看到了巨石收集的关于地球的信息，这本身就是巨石作为电脑的证明。然后，主人公沉沉睡去，在梦境中回忆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历程，这也极容易地被理解为巨石对人类群体和个人历史的切割和扫描。在随后的第一部续集《2010：第二次漫游》中，人们再次发现，神秘的巨石仍然在对散布于星门周围的鲍曼的生物和心理数据进行个性的重新装配。在克拉克的整个系列中，巨石一直行使着类似网络空间的各种功能。

巽孝之的文章中最后提到，赛伯空间的产生，其实受益于西方文化中漫长丰富的“记忆宫殿”传统。这种传统还曾经在16世纪，与中国字遭遇后，经历过一个迷人的形而上学过程。

根据后现代汉学家约翰·斯朋斯（JONATHAN SPENCE）的看法，传教士马蒂欧·瑞茜（MATTEO RICCI）在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中，曾经给16世纪的中国人展现了西方的记忆术、炼金术和其他超自然的文化内容。也正是在这同时，马蒂欧·瑞茜使中国人觉醒，认识到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文字建立起巨大的记忆宫殿。斯朋斯确信，瑞茜从容别赫（HOST VON ROMBERCH）1533年出版的著作中得到过大量启示。是容别赫做出了精确的记忆分类储存模式，发展起了复杂的记忆字母表。他也对选择记忆图像以适于存放点做了更加精细和复杂的发展。瑞茜认为，事实上这种记忆地点系统看起来象是为中文发明的，对中文特别有效，因为每个中文字就是一个事物的图像。

赛伯空间与中国文字的这种关系在后80年代的网络电影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期的影片《刀锋杀手》就已经开始在画面上呈现中文、日文、东方场景。吉布森在《神经浪游者》成名之后，受到好莱坞邀请，创作了电影《尊尼的记忆术》。这部影片中也有相当多的场景点缀着中文，其故事情节也与中国有关，主人公甚至深入到北京上海，去寻找电脑病毒的制造者。

赛伯空间从开始就使西方的记忆术和和中国表意文字相互碰撞，也就是西方表象形象和东方表意形象之间的碰撞。在16世纪基督教殖民主义者马蒂欧·瑞茜不知情地导致了这场跨文化的融合，他曾经将圣母玛丽娅怀抱圣子的图像与和中国的“好”字对应。克拉克也同样对中国文化抱有特殊情怀。他在《2001年》中曾经几次提到中国。

回到《2001年》上来。正是作为殖民主义者中介的巨石代表了介于人类和外星人之间的超文化的狮头羊身蛇尾怪，正是它在它前赛伯空间式的子宫中孕育出了星孩。当60年代的文化被后90年代的文化技术性地重构时，16世纪的记忆宫殿形象美丽地得以在后20世纪的电脑空间中重构。通过这种极端形而上学产生的巨怪的形象，我们得以对正在出现的全球村的未来找到更多灵感！

电脑网络、赛伯空间的发展，为文学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启发和题材，如何更深入地发掘这些题材，已经成了摆在世界各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面前的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笔者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作家应该尽快富于开拓性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文中一些专业译名希望得到专家指正—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