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 归 万 佛 园
吴 岩

    著名作家郑文光去世以后，妻子为他寻找墓地。城市中太过喧嚣，也没有可能安葬的地方。八宝山人满为患，还得要出示"级别证明"。不得已，她只好带病走遍北京的四面八方，希望把这位以写作星空题材为主要贡献的作家安置到一个"真正特殊"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最终找到了一处"山清水秀"的去处。
    我后来才知道，她说的地方叫万佛华侨陵园，在北京的门头沟区永定镇。寻定的墓址旁，一颗芙蓉树青葱欲滴。郑文光14岁之前生活在海防，这株在越南四处可见的植物，一定会让死者想到自己的家乡。
    在离墓地不远的另一面，安眠着吴祖光、新凤霞、陈景润等艺术家和科学家。郑文光一生交友广泛，在文艺界和科学界都有许多朋友。安葬在这里，能让他的灵魂也不孤独。当然，最让人欣慰的，是这儿的空气能见度良好，郑老师可以整夜目视苍穹，了望他喜欢的星空了。
    万佛园的名字让我生出一些其他想法。
    郑文光一生写了100万字的科幻小说，几乎全是对科学探索过程的讴歌。这其中提到过几次宗教和信仰。我回忆了一下，一旦提到信仰，总会是当小说主人公遇到生死灾变的紧急关头。这时，一些人会被灾难所吓倒，企图放弃使命，并大叫"上帝保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小说中的英雄会豪迈地站出来宣称，"我们是无神论者！"科学将化解危机！
    一位对科学抱有如此强烈执着的作家，死后却静躺在万佛园中享受安宁，真是件有趣的事情。
    我为此常常思考。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如此复杂，任何简化方法都对此无能为力。文革时期什么都是阶级斗争，科学史也会讲成儒法斗争史。后来呢，科学史成了科学宗教对立史或者什么什么别的对立史。我认为，二元简化法的确能让某些记忆力低下的人能记住某些信条，但是，相信这些信条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困难就太大太多了。
    好在我不是这方面的学者，不用为此费脑筋。但讲讲关于世界复杂性的故事，倒也是个乐事，是个消遣。
    我一直觉得，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命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它被摆上神坛另一方面又被降低为数术。摆上神坛可以归功于"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那时候我们把"德先生""赛先生"请进来，把"孔子""孟子"轰出去！降低为数术则应该归功于中国古代本身就对技术非常轻视，认为是庶民小人的活计。（这里我不想区分科学与技术，两个内容在中国常常是合成描述的。）
    将科学技术神化导致了科技的泛政治化，也就是说它与会权力结合，动辄以科学的名义进行裁决。这种事情发展得极端，谁也无法应付。比如，文革后期我就看过一本写火山和地震的儿童读物，其中到处是"伟大领袖"们的教诲，还用黑体字标出，科普读物弄得这么煞有介事，使人觉得阴森恐怖。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德先生"和"赛先生"都变了形。"不信迷信信科学"这样的口号实在是我们科普读物给读者造成的误导。把科学放在信与不信的体系之中，导致了科学的迷信化。但是，单单谈论科学与迷信、与权力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复杂性永远是我们世界的真实状况。就象是看郑文光安葬在万佛园就认为他是佛教徒或者科普作者大谈领袖语录就认为他"拉大旗"，都会犯错误。
    我认为，中国科幻作家对信仰和宗教的讨论，也常常流于简化。王晋康说，他是用"科幻抒写信仰"。我虽然采访他，但不苟同他的观点。对科学不能用信仰来谈话。但大多数国内科幻作家都有这种科学乐观性或信仰的情结。郑文光、叶永烈、金涛、王晋康、刘慈欣、星河……我还能举出很多人的名字。
    惟有童恩正是个例外。他去世之前几年，我曾到匹兹堡看过他。童先生快到退休才移居美国，在大学中前后开了九门课，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想他当时肝硬化已经很严重。因为谈话中他突然提到，自己不能信教"是个悲哀"。我当时太年轻，没把这当回事。就随便说，"那就信呗。"他说："哪有这么容易。我在中国呆得时间太长了，不可能信教了。死亡对我是无尽的黑暗。"
    我很小就阅读童恩正的科幻小说，觉得他对科学探索、对科学能拯救世界的热情，几乎灌注了他的一生。他60年代创作的《古峡迷雾》甚至与当时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一样，号召起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地质行业。
    就是这样的一个对科学献身一生、极端热衷于在作品中宣扬科学精神、认为科幻是"普及科学的人生观"的人，却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想到了宗教！
    世界真是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