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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上的科学文化运动—《两点之间最长的直线》随感
吴 岩 传统科普存在着缺陷，这是最近一年来许多作者提出的观点。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却不同意其中的理由。例如，一篇文章中说，传统科普是知识科普，“新科普”（或者“科学文化”或者“科学传播”）与此完全不同。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观点，但却与事实极端不符。国外的不说，单就国内的情况看，我从70年代末期就参加过中国科普作协组织的讨论会，在历次会议中，讨论科普读物如何从给别人“金子”转换成给他们“点石成金的手指”这样的主题永远是中心话语。 令人欣慰的是，对这样的观点不但有“理论研讨”，更有好事者的反复实践。以天文学家卞毓麟给苏轼的诗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做的那篇注释小品为例，无论从怎样的意义上说，这篇小品的文化意义都已经远远超出了知识普及的范畴，更不要提高士其、黎先耀、贾祖璋等的科学散文，郭曰方、张峰的科学诗歌，金涛、刘兴诗的科学游记，郑文光、童恩正等以“普及科学的人生观”（童恩正语）为主旨的科幻小说了。这其中有哪一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呢？ 我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主要是期望着“新科普”理念的持有者，能从根本上改变科普的面貌，而不是做各种“想当然”的归纳或演绎推理。这只会导致对自身产生的盲目成就感，却无法找到革新的真正位置。 还是回到传统科普的缺陷上来谈。我个人认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传统科普的主要缺陷是，它过分将现有知识塑造成一种霸权，将本来能够从文化生态中更深把握的、无限发展着的科学主题僵死化、简单化、标签化、二元对立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而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科学精神的深刻内涵。科学所带给我们的种种认识世界之优越，经过这种霸权化的改造之后，走上了神坛，而某些改造者还就此赢得了个人筹码，掌管起了生杀他人的大权。前苏联的李森科和瓦维洛夫之间的故事，就是一个真实案例。 应该说将科学霸权化，并不是科普单一行业所具有的现象。坦白地讲，在国际范围内，“传统科普”其实只是某种更大范围内对科学本质歪曲的一个小小共谋而已。但即便是共谋，也已经造成了科学在普通人心中的悲惨境遇：它最终没有成为广大劳动者认识世界的精神武器，反而成为某种简单化、愚昧化、迷信化、或精英崇拜的可悲的牺牲品。 对于科学霸权所造成的科学精神本体歪曲，在过去数十年里，已经受到国内外许多有见识学人的强烈抵抗。雷切尔·卡森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采用直接对抗的美国方式以挑战这种知识的霸权。C·P·斯诺是另一个例子。他用两种文化之间存在分裂这样英国化的辞令表达自己的见解，又用诸如《探索》、《新人》这样富于洞见的小说将自己的思想文学化。 影响稍逊于上述两人的卡尔·萨根、理查德·费曼、佛里曼·戴森三人，也是化解科学霸权的操作者。阅读三人作品的共同之处，是你能强烈感受到想象力的存在。而在所谓的正统者眼里，科学与幻想、想象力却南辕北辙。 在所有解构科学霸权的各类先驱之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思想最深也智力最杰出的当属英国作家H·G·威尔斯。威尔斯在多数中国人眼中，仅仅是一位“科幻作家”，地位怕还不及法国的凡尔纳高。但了解西方思想文化史的人都知道，威尔斯的地位远远高于凡尔纳，卡森和斯诺对此也无法企及。威尔斯与其说是科幻小说家或未来学家，不如说是一位能将科学嵌入哲学、政治学、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的大师。肖伯纳就曾公开承认，在世纪之交（指十九到二十世纪转化的时期），真正改变欧洲思想状况的人仅有两个，威尔斯是其中之一！ 我讲了这么多故事，主要是想说，当前在中国科普领域中出现的“科学文化运动”，不是心血来潮。恰恰相反，它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换言之，对传统科普力图将科学建构成一种霸权体系的同时，许多先驱者正尽全力解构这种霸权，他们期望从社会生态的全方位思考科学。而科学文化运动，则是这种解构权威、抗击传统科普话语方式的最新尝试者。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点间最长的直线》非常重视。 《两点之间最长的直线》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中的一种，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 我以为这是一本书非常值得关注的读物，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当前主流科学文化人所面临的困境。在书中，作者先是绞尽脑汁地想要给科学和文化之间建立联系。随后，他又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展现出不满。而全书的标题正是这种不满的突出体现。 这是一部让人感到激动的书。我仔细地询问书中每个标题的隐义，仔细地玩味它们与“两点连线”这样有趣的比喻之间形成的反差。我看到作者如何在自己早已形成的牢固知识和态度背景中挣扎着想要冲破禁锢，但每每，这种突破又受到无形的自我戒律压制，这些压制要求他回到简化模式、回到给出某种斩钉截铁的权威论断的那种强烈渴望之中。 这的确是一本表达人生痛苦的书。它展现的是一个已经被科学的“缺省配置”（刘华杰语）格式化了的人试图逃出配置的预设空间时所遇到的种种状况，所得到的喜悦悲哀。他自信可以逃出成为简单的“科学裁判员”的宿命，但是，他是否落入了另一个自以为全知全能的陷阱呢？ 文本细读会给你许多乐趣。你看到他正在超越，然后被拉回来。又想超越，又被拉回来。许多时候他已经站在了思想革新的边缘，但过去的教育、那些已经融入潜意识的思维习惯再度把他送回老路。这样的矛盾冲突比比皆是。比如，他谈论科学精神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非常深入，这种深入是以令人敬佩的宽容和博大呈现的，这点着实使我感动。但走过这个页码没多久，当他探讨其他问题时，深度不见了，他急急忙忙地下结论，享受起当判官带给自己的乐趣。可喜还是可悲呢？又比如，他想通过阿西莫夫这个绝好的桥梁谈一谈自己对科幻问题的看法，希望给被压抑的想象力以地位。当他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他又担心了。他怕了。他浅偿辄止，迅速回到“政治上正确”的老路，还讲些不痛不痒的话给自己圆场。这么做过后，他再度想为自己辩护，于是，他编入一篇科幻小品，给自己的退缩一个小小的补偿……。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学文化运动转型期的作品，《两点之间最长的直线》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例。从这样的作品中你不但能读到作者的困惑，也能读到这个可能会通向多种未来的运动的潜在走向。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 但他仍然囿于许多困惑之中。比如，当前的这种散点式地点评诸多学科的做法，是否真正符合他们大脑中科学文化的含义？以“点”和“线”这种简单的几何形状来描述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否真的适合于科学本身强烈的生态性？科学文化人如何防止自己堕入缺省配置、如何超越习俗和“政治上正确”的围栏去作出真正的发现？作为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如何能孕育出一个更加广阔的胸怀，去面对盘根错节的、包容着多种文化元素的科学过程的本身？所有这些，都还等待着 作为读者和关心科学文化的人，我急切地等待着 《两点之间最长的直线》刘兵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