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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我的非典“歧视”与恐惧之旅
“穿过口罩的海洋”
4月24日晚，我去Q市旅行。这是一次悄悄的出行，因为单位不准。“除了中央下达指示，一律不得出行”据说成了铁的命令。
但出于职业意识，我仍想孤身体验一下“非典”之旅的感觉。晚8时许，在空空荡荡的街头小饭馆吃了晚饭，我搭上地铁，往北京站去。地铁里，除我外，都戴着口罩，且人少。座位空空的。我忐忑地想着那些网上流传的谣言：北京又死了多少人……
在北京站的广场上，我目击了一片“口罩的海洋”，但看不出疾行人们的表情，只有一双双忧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售票窗口排着长队。这就是外电渲染的“北京大逃亡”吗？
一辆120急救车驶来，停在了入站口。两个穿淡蓝罩衣、戴防护面具的人下来，抬出一付担架。但是担架上并没有病人或者尸体，而是整齐地搁放着几件行李。这两个人无声地沿着自动楼梯上候车室去了，如入无人之境。
我跟着她们上去，见候车室里人山人海。空气不太好。我被人的潮水推拥着向前。人群忽然骚动起来，十几个人翻越座椅和人肩，朝前列冲去。有的地方发生了争吵和拉扯。警察戴着比寻常人更庞大和隆起的口罩，石雕一样默默地看着。
往Q市的列车也几乎满员了，人们对我这个不戴口罩的人流露出戒惧的眼神。我故意轻咳一声，便有人怒目相向。
次日晨，车厢里闹起来。一个小伙子找到列车员，说：“我上铺的那个人，咳了一夜，我一夜未睡，太可怕了，请你们赶快采取一下措施！”小伙子不但戴着加厚的口罩，还戴着紧绑绑的手套，眼泪汪汪的。
作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这时，我有些哭笑不得。专家早说了，没有必要过度恐慌，因为冠状病毒在空气中的存活时间短，只有近距离接触病原才有可能被感染，感染的发生与个体当时的抵抗力有关。何况，车厢已经过严格消毒，并都打开了窗户，保持着良好的通风。
让我不安的是，城市男人们平日的气宇轩昂和大义凛然都不见了。如今，全是草木皆兵、惊惶失措的态度。我不禁忧虑：如果科幻作家描绘的太阳熄灭、陆地沉没的那一天真的到来，这个族类怎么面对？
“北京人不得下榻”
早晨，列车驶入了Q市。这是一座没有“非典”病例报告的海滨城市。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无人戴口罩。
但“非典”的恐惧显然也已弥漫到此了。沿街店铺的门口均贴着“本店已经消毒”、“本店采取十条防非典措施”等招贴。书店则打出了防治“非典”书籍的广告。报摊上，当地都市报的大字标题是Q市召开会议研究如何严防“非典”。
在车站广场，我听见不少人用当地话谈论着“非典”。这时，一些大婶大妈围上我，要为我介绍宾馆。我跟着她们中的一位去。她告诉我：“可不要说你是北京来的啊！”
但宾馆一定要看身份证。“你是北京来的？”服务员皱着眉头问。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服务员立即拨打起了电话：“经理，今天还让住人吗？这里有一个北京的。”大约是经理说了什么，服务员面露难色。她对我说：“实在不好意思。”
离开了这个宾馆，给我带路的大妈过意不去，一定要为我找到住地。我说我给你小费吧，你去接别的客人吧。我来自疫区哩，你不要跟着我。她说这绝对不行。她告诉我：“孩子，下次你千万不要说你是北京来的了。”
最后我住进了某大酒店。满头大汗的大妈一直守着看我办妥了所有手续，才满意地笑了。我十分感动。
然后，我才开始在市里游逛。我乘出租车，司机一定要打听我是哪里来的。我说：“重庆。”司机疑惑：“听你怎么没带四川口音？重庆有直达Q市的车吗？”
“我、我是从北京转车来的。”我结结巴巴的回答中捎带出了“北京”两个字，司机于是中途停车，买了消毒液，对车又喷又洒，作了消毒。我哭笑不得，第一个反应是，北京人成了“过街老鼠”。
但这一切，又都不能怪Q市人。如今，随便哪一个省市的人，也都会作出如此的反应。每一座城市，面对疫情，都需要严加防范。因为许多地方已发现，它们的首个病例，是来自北京的输出病例。而在此之前，已有一位部长和一位市长因为防范不力，丢掉乌纱帽了，还有几位地方官员，最近也因此被撤职。13亿人的心理，都处于高度绷紧而易于折裂的状态。
“我几乎坐的是专列”
我在Q市流连了一天，又乘列车返京。这回，几乎成了我的专列，整个车厢，加我仅有五六名旅客。“这还是多的！有几趟，完全是空的。”列车员说。他说，现在，列车员都是提着脑袋在跑这趟车。
列车上有40多个乘务员，现在已不让回家，安排住了铁道宾馆，占了两层房间。列车每天进行消毒。列车上还配备了专门的医务人员。“但我们仍很紧张。”这位列车员说。
前几天，该列车上有一位乘务员忽然发病，被紧急隔离。今天，才查明是肺结核。于是，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事实上，与此有关的一条消息，在我回京数天之后，仍在网上留存着。消息说，请某某日乘坐了某某次列车的所有乘客，速到当地医院就诊。这就是我坐的这一列。
我在想像，这些其实没有感染上“非典”的乘客蜂拥到医院，会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呢？但这种浪费，又是必要的。
列车员向我打听，北京的情况究竟怎样？死了多少人？是网上说的七千人吗？是不是快要封城？我告诉他，都是谣言。事实上，大多是自己恐慌，不必如此紧张。要相信中央的决策和科技的进步。
“人多了，便要死。恐龙多了，便要灭绝。都是这样的。”这名22岁的年轻人悲哀地说。
我又一次震惊了，连连摇头说，过度的紧张和恐惧，反而会降低免疫力，会使病毒趁虚而入。你切不可如此。
存在“非典”歧视吗
事实上，现在看来，“非典”恐惧综合症比“非典”本身的毒力更大，蔓延的范围也更广。置身于“非典”情境中的人，一方面忙着防范，一方面也面临着被歧视。
早在24日，北京芍药居小区居委会便贴出紧急通告，勒令10号、11号两栋居民楼里所有外地人员必须三日内离京，否则“公安部门将强制执行”。这引起了一片恐慌。住户们说，不知搬到哪里去。
而遭到隔离的，更是惶惶。我的一位同事因为嫌疑而刚被隔离，立时已有传言纷起，说某某人已被抬着出大楼了。一位正处于隔离状况下的同事对我说：“现在，连感冒都害怕得，等上班后，谁也不理睬你了，都把你当怪物看。这种感觉真难受。”
在杭州，一些被隔离的居民特别是在私企上班的员工担心丢了工作，由此产生了思想负担，一些居民的情绪有所波动。此事引起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高度重视。王国平表示，要用“死命令”确保3条：确保隔离区居民原有工作单位的稳定，任何机关、企事业单位、个私业主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或调动被隔离者的工作岗位；确保隔离区居民在被隔离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一律发放；确保隔离区居民享有正常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新闻媒体把这当做好人好事来报道此事，但是，它后面传达出的信息，也使人感到沉重。
不平等的恐惧
我常常想，一切怎么会是这样？即便发生比“非典”更大的灾祸，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也不该是这样。但事实的确如此。
形势是严峻的，但一些行为，在以后看来或许也是可笑的。这或许便是一个缺乏免疫力的社会所能作出的种种“正常反应”？从一开始由于缺乏透明而招致恐惧，到现在透明之后同样招致恐惧，我们已无法用社会学的常理去解释。
但或许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非典”是一场属于城市的灾难。这些年，不能认为中国没有受过灾难的考验，比如，特大洪水，但是，夺去的基本上是农民的生命。然而，这次，衣食无忧的一些城市人失去了生命，恐惧才一夜间成为“真正的”恐惧了。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恐惧”。
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据说人均GDP已赶上了中等发达国家。人们过着安逸舒适但也更加贪生怕死的现代生活。而现在“非典”来了，他们便开始发抖了。还有那些独生子女的“天之骄子”们，觉得天都要塌了。
因此，表现得最镇定的，倒是民工。但这种镇定在“非典”面前，又复杂地交织着愚昧，使人们在短时间内无所适从。
通过“非典”学习预见
有网民说，“非典”的继续蔓延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头脑没有预见性。我想，这大概说到了一个关节点。
我更多地想起的是美国科幻作家克莱顿的《死城》（又译《安德罗米达菌株》）。那大约是上个世纪70年代写的一部小说，写一种不明天外病菌降落人间，通过肺部感染，造成大量死亡。其情其境，颇似“非典”。
其中一幕给人印象很深，就是美国在危机发生后，紧急启动了一个“野火”应急计划。这个计划，本身就是为预防生物灾难而设置的。
在1978年，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也写出了《演出没有推迟》，描述一种名叫“A-1”型的病毒，通过呼吸途径“侵入人体后24到48小时内就会发病，人开始发高烧”、“戴上一个普通的五层纱布的口罩，可以把病菌挡住；可是，病毒却仍能钻进去”。
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的科幻作家王晋康，也写出了《生死平衡》一书。他设想在2038年，有一种致命病毒横行于世，使人类陷入灾难。没曾想，时间提前了35年。
“大部分中国人总倾向于把未来描绘得一片光明，而不愿意谈及明天的灾难，这必然是要尝到苦果的！”“非典”发生后，这位高级工程师痛心疾首地说。
“非典”的突袭使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措手不及，官员们茫然不知所措。我觉得，这与我们的危机意识不强、缺乏预见性有关。
我想，我们的官员们大概都是不看科幻的，因为在中国，科幻一直被认为是少儿读物。我想，如果他们早看了，大概今天就不至于这样糊里糊涂便丢掉乌纱帽了。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的绝大部分民众也是不屑去看科幻的。所以他们慌了。
不管怎么说，恐惧也好，歧视也好，也许，这都是我们以前未曾经历，而今正该经历的。这既是“补课”，也是一种精神的疫苗。
“非典”使一些人死了，这十分的不幸，但我的一位好朋友却又说，“非典”为乏味的生活，增添了异趣，使人激动和沉思。我想，也许，等到某一天，当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时，我们会说，幸好，我们经历过“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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