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沉默的代价

　　中国有关非典型性肺炎的新闻报道，我个人以为，应该列入大众传播学教程的著名失败案例。

　　到目前为止，非典型肺炎已经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一系列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被取消或延期，广交会招商情况不好，不少国际要人推迟访华，旅游损失惨重，等等。最大的还是民心的恐慌，而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则大幅贬低。

　　其实，根据卫生部门的一项估计，这种疾病并没有大多数人想像的那么严重，据称，死亡率目前为百分之三，比普通肺炎百分之五的死亡率还低，更谈不上与艾滋病相提并论。

　　然而，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恐慌呢？中外专家均指出，一个重大的原因，是官方对新闻媒体在报道上的严密控制。

　　自疾病去年底出现以后，广东省以及有关部门，便按照惯例，对新闻进行封锁，以为只要不报道，便不会吓走投资者。据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讲，他们试图接近广东省卫生厅的官员，十分困难。专家都得到了指示，不愿意向记者谈情况。直到4月4日上午，我们得到的情况仍是，广东省不允许新华社记者接触到达该省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人员，不允许任何人透露疫情。

　　然而，与此同时，海外的报道却早已铺天盖地。在CNN、BBC的电视屏幕上，充满了戴着大口罩的人流。看到这个，谁还敢到中国来呢？外电引大篇幅地用海外专家对此病情的说法，还称中国政府把疫病当成国家机密，掩饰病情。

　　香港和东南亚的媒体称，由于中国政府有意控制非典型肺炎方面的消息，许多地方的人，甚至连沿海发达地区的医务人员，对该病的症状也毫无了解。可以想像，许多受感染的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勇敢”地与朋友家人交往，出国旅游，导致更多人患病；许多中国的医务人员不知道该病的症状和传染性，大胆地与病人直接接触，既未能及时治愈病人，连自己也染病，把病传染给其他求医的病人。

　　法新社3月28日报道的标题是：在WHO已锁定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仍对非典型性肺炎保持沉默。3月31日，WHO宣布了专家小组调查结果，当天，中国的中文媒体竟不置一词。仅有英文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报道了WHO的公告，但这两家却是针对外国读者的。

　　法新社报道说，“不顾海外恐慌上升，中国官方媒体仍把此事件放在次要位置”，又说：“在缺乏非典型肺炎的详细报道下，忧虑的中国人只好根据谣言来做出反应。”由于缺乏官方信息，许多亲戚朋友都打电话来对我说，听说北京已死了很多人，得上病就像跟艾滋病一样，你要小心啊。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广东、北京才召开了“只充许地方媒体小范围报道”的记者招待会。新华社当时试图进行报道，却遭到阻止，最后发稿颇费周折，却是许多人不知的。

　　到了4月上旬，看到实在不行了，高层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策略却很失败，因为，一下子给人以撒谎的印象。张文康说：“生活一切正常”。这句话成为了4月4日《中国日报》头条的标题。事实上是正常吗？在我的周围，人们议论纷纷，不少人戴着口罩上班。北京许多医药商店的口罩都脱销了。在广东，机场和车站的人流的确减少了。媒体已不能取信于民，结果更糟。你说死亡率仅百分之三，但民众不信了。都认为媒体在说谎。

　　香港报纸这样评价：中国政府说控制了肺炎，其实，是控制了媒体。《华尔街日报》大呼：隔离中国，才能逼它正视非典型肺炎！还有海外媒体说，中国政府“掩盖病情”的做法，反而会让外国政府、组织、公司深信，中国病情不但严重，中国也缺乏控制疾病的勇气和能力。他们因而会减少对华来往。

　　还有一件事情让人啼笑皆非，那便是有关人士老是把注意力放在试图否认中国是疫情的发生源上。其实这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以负责的态度面对疫情。

　　总之，在非典型肺炎的报道上，有关部门不相信民众的判断力和承受力，而中国又在制度上缺乏一种舆论监督体系。最后，要温家宝总理亲自出来“辟谣”，这种成本够大的了，而这种“后发制人”，在效果上已经远远赶不上“先入为主”。

　　其实不仅是非典型性肺炎了。不少灾害事故的报道，也是如此，以致海外常常以此做文章，说，难道还有比老百姓的生死更重要的事吗？事发后，《人民日报》却只字不提，能叫“三个代表”吗？出发点也许是为了“稳定”，其结果是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

　　世界已进入了信息社会，任何新闻都很难封锁。既报喜，也报忧，的确需要一种面对真相的勇气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但最难做到的，便是实事求是了。惟愿非典型肺炎的案例能使有关部门真正痛定思痛，对工作加以改进，也算对得起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