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平：抗击“非典”的组织行为学

近些日子，各种媒体竞相报道“非典”，一时可谓达到“沸点”。对于“非典”的症状大致有发烧、干咳等几点，几乎尽人皆知了，但“非典”暴露出来的的管理症状未必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其挑战性也丝毫不亚于“非典”本身。

先说说管理的症状吧。自去年十月份广东发现首例“非典”始，短短的半年时间，“非典”已殃及“河鱼”、“海鱼”了，感染病例数量急遽攀升。这之间虽有岁末年初时南方一些城市的“哄抢”狂潮，但直到国外、港台等地疫情严重时，“非典”才开始被广泛关注和报道。而真正从关注到高层采取重要举措已是2003年4月份了，此时北京的疫情报告几天之内也从十数例迅速攀升至数百例。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唱歌的”唱快了还是“伴奏的”伴奏慢了呢？笔者以为这之中的管理问题至少有如下几点：

1．  一个有效的组织，管理层次不能过多。而北京市各医院分属各个级别、类型的部门管辖，对不同的上级部门负责，互相之间不通气，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这对一个科层组织而言无疑是犯了大忌；

2．  不论是从政府还是从医疗系统来讲，都可看作一个系统，每个大系统中又会有许多子系统。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只有当一个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之间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即不断获取“负熵”时，系统才是有序的，否则就是“僵死的、无序的”系统。而这次“抗非”中出现的瞒报、漏报现象恰恰反映了管理体制中的封闭、僵死状况，它直接导致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3．  按照知识管理理论，组织或系统内部应该创建知识传递平台，实现知识共享。传统组织中存在着大量“知识孤岛”现象，即知识囤积于下层，而高层被架空，最终影响管理层的决策行为的科学性、及时性，这种情况在知识密集型社会显得尤为突出。此次“抗非”中的反应之慢，不正说明了这点吗？因而，在组织或系统中创建知识共享平台、增设知识主管、建立合理的知识管理机制已成当务之急。

目前，各大、中、小学基本已停课，还出现了许多“隔离地带”。这在“非典”高峰期无疑是有效的，但毕竟是“亡羊补牢”之举，它所带来的经济、社会上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以为，管理其实也可以分为二个层次或二中功能，一是保健，二是治疗，而前者对于组织的生存、发展尤为重要，“治疗”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