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哲学观

科幻文学，尤其是中国的科幻文学，一般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文学界和科学界的精英都视其为异已，视其为无价值的呓语。不过，这种社会地位也赋予科幻作家独特的优势：他们有充分的胆量和自由去异想天开，胡说八道，不必担心自己的观点是否偏激，是否幼稚，是否大逆不道，是否有充分的理论推导和实践验证。他们提出的100个观点中，可能有80个是错误的，有十几个不太正确，只有一两个是有价值的，是智慧的闪光。那么，他们就完成了这个群体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社会需要这类人，就如社会需要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

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这类人，以他们的方式，严肃地思考着宇宙和人生。

我写科幻已经10年，在这段时间内，涉猎了一些西方的科学人文论著，也进行着自己的思考，形成或深化了一些观点。今天把它理出来，以期发现其中1%的有价值的内核。这篇短文不是为今天写的，以今天主流意识的框框来看它，恐怕它只是神经失常者的呓语。不过，也许一二百年后人们会承认它的正确，谁知道呢。

常有人评价我的作品是哲理科幻，实际上我从不敢拉上“哲学”这张虎皮。我相信一条基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推论：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全自洽的逻辑体系，也就是说，不可能依据有限的事实，用“完全正确”的推理无限地前推，得出终极真理。因为逻辑从来不可能绝对严密正确，它的推导过程中必然掺杂有逻辑断裂（悖论）。所以，我认为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已有的科技成果，作出有限的外推，预言有限的未知。这才是最有效率的智力劳动。

我就是用这样的“科学哲学观”来看待世界。

1         生死平衡

在与大学生见面时，常有人提及我的一篇拙作：生死平衡。这是一个老套的才子佳人的故事，仅其中传达的哲理观点有一些新意。它认为，现代医学走的是一条辉煌的绝路。医学有两大进步：抗生素和疫苗。抗生素基本是绕开人体免疫系统直接和病菌作战，结果，人类免疫系统在长期的无所事事中逐渐退化，而病菌在抗生素的围剿中得到超强度的锻炼，强弱的易势形成了危险的临界状态。疫苗倒是通过人体免疫系统去和病毒作战，但人类社会是用赶尽杀绝的办法彻底消灭某种病毒（天花和脊髓灰质炎），这同样是危险的临界状态。对临界状态的防范不可能永远有效，理论上也不行，而一旦堤防决口就会造成大的灾难。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医学的进步只是把灾疫推迟了，浓缩了。

文章还指出，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必然干扰甚至斩断人类的进化之路。两者的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能调和。所以，遗传病患者（糖尿病、心脏病等）的长寿和繁衍，是以人类整个种族的退化为代价。人类在进化中曾（部分）获得了对天花的免疫力，现在随着医学的干涉（灭绝天花病毒），这种宝贵的免疫力将很快退化。黑猩猩为什么不得艾滋病？科学家说，从现存黑猩猩的基因看，它们是少数黑猩猩的后代，所以，很可能在遥远的过去，在黑猩猩社会中流行过艾滋病，大部分猩猩被杀死，仅留下有免疫力的种群。而人类由于医学的干扰，不会进化出这样的强势族群了。这是个绝对两难的问题：没有人敢反对救治病人，或剥夺这些人生育后代的权利，但目前医学治疗中的“无限正义”行动确实一直在制造着进化灾难，它在逐日累积，而在10万年后或50万年后爆发。并不是没人看到人类的进化灾难，但由于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他们只好装聋作哑。

怎么办？我在那本书中提到一种无君无父的邪说：生死平衡。人类应改变对人道主义的绝对化观点，迂腐的观点。医学治疗应有一定的强度，在救死扶伤和自然淘汰中建立某种平衡。医学的努力就是把平衡点尽量移向“生”的一边，但不要破坏最低强度的进化淘汰。

其后我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人类消灭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努力大方向错误！今天的病毒世界是一种动态平衡，病毒之间肯定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你可以消灭两种病毒，20种病毒，但它们所留下的真空会永远保持吗？不会，自然界会进化出新的病毒，或者原来的弱势病毒转化为强势，甚至比你消灭的更凶恶。资料介绍，天花消灭后，确实出现了一种很类似的白痘。又，科学家新近发现，患天花者不易得艾滋病，可见两者间确有互相制约的关系。基督教徒说：上帝创造万物自有它的用处，信哉斯言！也许若干年后人类将醒悟到应该保护野病毒，就像今天我们保护恶狼和鲨鱼一样。只是希望这个醒悟来得早一点，不要在很多病毒灭绝后再去遗憾。就在我写此文时，电视上正播放中国科学院赵院士的访谈。他谈到，国际社会正在商议何时销毁保留在俄、美两国的天花病毒，以免因病毒泄露而造成天花复燃。我在这儿呼吁一声：请保留宝贵的天花病毒，不要做这种目光短浅的事吧。

应该怎么办？我提出一个异端邪说的建议：培养低毒性病毒，任其在人类中传播，以“低烈度纵火”的方法持续化解危险的临界状态，让它们成为病毒世界的强势种群。这种低毒性病毒应有足够的毒性，能强化人的免疫力，使其能抵抗原病毒的传染。它们的毒性也许能造成极少数人的死亡，这是不可豁免的代价，人类以少量的死亡来保证整体的强势。其实，现在的医疗思想何尝没有造成死亡，每年仅仅因滥用抗生素造成超级细菌而导致的死亡就以数十万计！

已经有不少人从“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转化为对自然的敬畏，这是进步，但这种转化恐怕还很不彻底。说到底，是人强还是自然强？相对于无限的宇宙，人类永远是弱者，一亿年后也是如此。并不是说人类只能无所作为，但这种作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不要奢望人能完全控制自然，能为所欲为——比如说，建立一个完全无病毒的世界。那是痴心妄想。

生死平衡这种观点太惊世骇俗了，我不相信100年内有哪个政治家、科学家敢认可它。即使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实施，我不会忍心把我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划入那个不幸的死亡比率中。但这并不妨碍我作为科幻作家来思考，以人类的整体观、历史观来思考，提出这些“尖锐得令人痛楚”的真理。

2         克隆人

科学家何祚庥最近公开表示支持克隆人，在我国科学家中是第一人。实际上，早在1997年，我就在97国际科幻大会上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观点：对克隆人无所谓反对和支持，它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有赖于人的艰难推动，但当科学之车隆隆地轧过人类的头顶时，它的行与止实际上并非人类所能自由决定，而是上帝（客观上帝）的权力。尽管反对克隆人的呼声甚高，但你不能说服每个科学家来反对它，在巨大的商业利润的驱使下，不可能对铤而走险者建立有效的防范。而这一切的综合，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无力中止克隆人技术的实现。个人有自由意志，人类的整体没有自由意志。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结论提到哲理的层面，那就是：任何一个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在体系内理性地、或自由地决定自身的发展过程。比如说，即使我们已确证人造智能人某一天将取代人类，你能在今天中断计算机的发展吗？所以，不要太骄傲，科学家只是客观上帝的工具。

不是说克隆人不可怕，它肯定对人类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但与其做注定要失败的事，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对“克隆人后社会”的研究上，发展其利，尽量限制其害。西方有浓厚的宗教感情，有基于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生物伦理学。他们对克隆人的恐惧是自然的，是一份抛不掉的历史遗产。在中国并没有这些，世界60亿人中有12亿不信教者，中国至少占了11亿。所以，我们对克隆人的担忧近乎“作秀”，大可不必去凑这个热闹。

3         新人类

21世纪是个剧变的时代。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异化已经发展到一个临界点，到了质变的边缘。科学不再仅仅是变革人类的环境、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它已直接异化到人类的物质结构，即人类自身。当然，异化自古有之，如安装假牙假肢、人工心脏或猪的心脏、人工感官（视听觉）、人工声带等。但截至目前为止，这些异化的目的都是为了“补足”，是把病人补足到上帝所定的原标准。但这一界限马上就要被超越了，比如，用人工芯片嵌入大脑来加强智力，用技术方法增强感官（如可以看到紫外光的超视力，听到超声波的超听力），用基因工程来增强体力（已有人谈到用改变携氧能力的办法培养超级运动员）……

当“补足式”的医疗技术发展到顶点时，离“改进式”的技术便只是半步之遥了。不过，这半步非常可怕，只要迈过这个小门槛，就没有上限（上帝的标准）了。它会把人类变得面目全非。今天你可以把大脑中嵌一个小芯片来增强记忆力，明天会不会出现没有身体的巨脑人？与此相比，小小的克隆人不值一提——克隆人虽然改变了上帝造人的“过程”，毕竟没改变最终的产品呀。

可怕归可怕，担忧归担忧，这种变化早晚会来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改进式异化的高峰期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的事，不过，从“补足”到“改进”的第一步超越已经为期不远，很可能在几十年内就出现，我愿意代替几百年后的人类提出一个定义：何时人类对自身的异化迈过“补足”而进入“改进”，那就是新人类呱呱坠地之日。

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对“新人类”提出清晰定义的人。请记住这个宣告吧，几百年后人类会判定它是一个正确的预言抑或是一个疯子的呓语。

在世纪之交，科学界和思想界对那些能导致人类异化的前沿技术忧心忡忡，进退失据。不过，不客气地说，这只是前世遗老式的忧虑，是因为他们没有跳出“旧人类”的圈子。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中，曾从猿类进化为类人猿，再进化到人。那些过程充满了痛苦，也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归根结蒂，它是不可避免的，是在走向进步。所以，达观地看待今天或明天人类的异化，才是人类成熟的表现。

4         科学对灾难的放大

不久前还看到一篇文章在论述科学的无辜，说科学并不会带来灾难，就像有人用刀子杀了人，你不能说是刀子的责任。这种论述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不说也罢。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在为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放大了人类的灾难，或降低了灾难的门槛。早在农耕社会建立时，单一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就放大了虫害。人类居住密度的增大放大了疫灾。武器的进步放大了战争灾难，工业的发展放大了环境灾难。一次飞船事故能使上百名俄罗斯科技精英死于一旦，一次核反应堆事故能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伤。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艾滋病的爱害人数不亚于中古时代的鼠疫或天花。当今国际恐怖主义的为害是另一种性质的例证，一小撮基地恐怖分子就能造成世界性的灾难，甚至一个人的一封威胁信（扬言在日本某连锁商家的巧克力中放毒药）就能造成上亿日元的损失。

人类对预防科学灾难并不是完全无能为力。人类已经作了很多工作，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充其量说，这只是很有限的补救。进步和灾难因自然界的深层机理而互相依存，要想根除灾难除非完全抛弃进步，或者灾难预防的成本太高，实际上难以做到。还有，人类不可能完全认识未知，在发明冰箱时谁能预料到臭氧空洞？在用粉碎内脏作牛饲料的添加剂时谁能想到疯牛病？在全世界欢庆消灭天花时有几个人想到这个成功有可能带来灾难？我们能做的，是老老实实承认科学会放大灾难，把它作为必然的“坏帐损失”列在社会发展的财务预算中。

不要奢望将来会出现“纯粹光明”的科学，100万年后也不会。还有一点请记住，随着科技的进步，灾难的绝对值只会越来越大。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对这个断言一定不乐意听，可惜它是事实。我既不是反科学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科学技术放大了进步，也放大了灾难，二者之差只要是个越来越大的正值，人类社会就是在进步。几千年的文明史已足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这个正值是否会永远递增，或者是否某一天会转为负值，我不敢妄下断语。

零零碎碎写了这么多，该收笔了。我不敢说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只是希望它们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