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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思考——写作的老师

吴岩

 

父亲是我第一位写作的老师。很多年以前,他就开始教我如何思考。我记得他告诉我的第一个重要的生活常识是过马路时先应向左看,走到中间再向右看。相当小的事情,但在他的阐述必须阐释其中的道理,否则我将学会的只是一个信条。父亲从小参加革命,当过兵当过企业思想工作者和文化研究者,最终又回到文艺团体担任领导职务。他一生里写的文章不多,但却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教师。他强调写文章要表达“最突出”的感受,论点“不能”多,但论述必须透彻。对我的写作尝试,父亲从来持一种不鼓励的态度。但我却能从多个侧面感到,他对我的每一个进步都抱有一种欣慰。父亲对我的文章要求严格,时至今日,每当我拿着自己的作品给他阅读时仍然有一种惴惴不安的心理,期望着他放下眼镜的时候毫无表情的脸上露出舒缓的微笑,从他嘴里得到一个“不错”的评语已经相当的肯定了。

 

如果说父亲教会了我基础的写作常识,那么真正将我推入文坛的人当属创作过脍炙人口的科幻文学读物《小灵通漫游未来》的作者叶永烈先生。早在儿童时期,我就大量阅读过永烈先生作品,是老作家高士其提供了我最终与他联系的方法。在随后的几年里,永烈先生多次到京出差时打电话给我,每次都用他浓重的温州口音问候并邀我去他的住处造访。

我记忆中的叶永烈先生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但却将时间看得异常宝贵的人。跟他谈话常常使我有种“是否已经到达访问结尾”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出于他的内向性格,而不是待人的高傲。但如果有许多人去造访,他有时也采取让造访的人之间交谈起来的“战术”,此时,在激烈的谈话中他自己却躲进墙角继续写作。我没有见过这种事情,但我服务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某个教师却对我谈过这样的故事,并由此认为这是对来访者的一种“居高临下”或“歧视”。好在熟悉叶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每天积压的稿约文债没有把他逼成闭门谢客的隐士就已经不错了。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叶先生最早表示过赏识和关注。我的早期作品几乎全是由叶先生推荐给报章杂志的。每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会从信箱中得到叶先生的最新作品,而在每本书上,信笔由缰的一行小字“送吴岩小朋友,希望你加入到科普创作队伍中来”的字样是不可少的。有多少受到叶先生关注过的这样的小朋友后来真正走入了科幻和科普创作队伍,真是难于计数。

衷心的感谢叶老师!

 

创作过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飞向人马座》的郑文光先生成了我写作的第三位老师。郑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他从50年代起开始科幻文学创作。郑先生的作品以文笔华美意境深远,他能把宇宙旅行中的波澜壮阔场面只用区区数百字就描述得让人流连忘返。师郑老师的时候,我还是北京灯市口中学的学生,记得将自己的小说《红洞》交给他看后,他只简短地讲了一句:“后半部分缺一个高潮!”整整9个字,已经把作品中的问题、应该改进的方向完全呈现到我的面前。

《红洞》后来在郑文光主编的《智慧树》杂志上发表,名字改成《引力的深渊》。我记得改名也是文光先生的提议。这部作品后来还引起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应,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应该写写您,文光老师!

 

文学评论家王富仁先生走进我的创作指导者的行列大约是因为他的夫人长期与我工作在一个单位。王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大约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眼中故事最多的教授之一。比如他永远是衣冠不整,即便是刚刚换上的新装也会在2小时之内弄满粉笔末;他是一个“烟鬼”,课间休息时居然迫不及待地同时点燃两只香烟送入口中吸吮;还有人说在他家的书桌上方,他太太特地安置了一只排风扇以将余烟排向室外,这才不至污染孩子们的生活空间。文革时期,王先生面对红卫兵对他的名字让人联想到封资修的“责难”,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辩护说:我这个“富”,是物质极大丰富的“富”;我这个“仁”,是精神极大丰富的“仁”……只有在共产主义才能又“富”又“仁”,你反对我这个名字吗?那你反对共产主义了!

我造访王先生的次数不多,但每次必有收获。我喜欢听他坐在沙发上就那么一讲2个钟头。他的谈话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每个方面都见解独特入理。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专著读起来让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一个人文学者,倒象一个地道的自然科学家。他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文章读起来要费一些思索,但你却实在地感到,他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已经长久地固着在我们的心灵或肉体上,但我们自己却一无所知。

王先生对科幻文学也相当独特。他主张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幻的元素。儒家是现世哲学,聚焦于人际关系;道家文化主张天人和一,但这其中缺乏认识自然超越自然的科学本性;道教文化看起来有一套鬼神系统,但这与科学无干;禅佛文化虽然讲究超越,但其使用的方法毫无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正是由于儒家文化否定幻想,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幻想力萎缩下来,而中国古代科学研究不受社会的重视,科学的理性精神才没有同幻想结为伉俪。王先生的这个观点后来我整理过一篇文章,在让王先生审定时他又把所有内容全部修改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建国以来在科幻文学领域中出现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它在理论深度和论述问题的独特视角上都会在很长时间里受到科幻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王先生不但关心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他还对我个人的创作也非常关心。早在10年以前,我因为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请教王先生,他就给我开列过一份长达4页的书单,在这份书单中王先生分门别类地告诉我如何掌握人物心理、如何写女性、如何构造故事情节,而所有这些等文学创作中必需通过的“关口”他是以要求我阅读一系列重点著作进行的。王先生后来还曾经约我听过他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不但如此,他还曾经询问我是否愿意跟从他完成自己的博士工作。1991年,当听说我想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科幻评论与研究”课程的时候,王先生第一个对此表示支持,并同意我以他的名义向师范大学提出开课申请。这个课程后来引起过国内外科幻界和新闻界的关注,而这一切,我觉得是与王先生对我的关怀分不开的。

我时常觉得,我是所有喜欢科幻文学的人中最幸运的一位。我得到了别人无法得到的关怀和指点。每想到此,我就觉得应该写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回报所有这些关怀我、期待我在创作道路上成功的人。记得美国作家克里弗德·西马克在获得“科幻大师奖”之后发表过一篇温馨而富于感情的发言,他说是所有关心他的人在科幻部落的篝火旁为他留了一个位子,这才能使他在寂静的夜晚中开始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我有与西马克相同的感觉。我要说的是,我谢谢所有这些将他引向科幻篝火的老师们,我将永远留在科幻的篝火旁边,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维持它的永不熄灭,而这堆不熄息的科幻篝火终将带领我们走向新世纪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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