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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爱憎观
吴
岩
美国的人文习俗道德伦理，通常带着浓厚的“美国色彩”。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受过多年教育熏陶的外乡人，初来乍到时的那种CULTURE
SHOCK（文化振颤），真是既明确又无法理喻。这次出国的主要工作，是为俄亥俄州的莱特大学讲授中国的管理艺术。其实，抓住这个机会，细细考察一番美国的社会和商业文化伦理，才是我真正关心的事情。
我的考察，自然由商业文化入手。美国的商业文化，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相当高的层次。我的一个定居底特律的好友认为，用一场正规的拳击比赛来比拟美国商界，恰当不过。首先，美国商业比赛的场地受到了严格的限定。法律观察员们小心翼翼地巡游四边，静等你的些许犯规表现。其次，场上运动员的竞争方式也被严格地限定。可以打什么地方、不可以打什么地方，都是清楚写明的。不光彩地玩弄些花招，不但得不到掌声，还会引来法律诉讼。我去商学院听的第一门课程，就叫做BUSINESS
ETHICS，把它译成中文大概是《商业伦理学》。负责讲授这门课的帕特里克教授告诉我，这是学院的“重头课”，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在商学院，几乎每一位本科生和研究生都要修取这门课程的学分，课程有不同的难度和等级，期末还有严格的考试。
美国的商业运作，的确进入了极端良性的有序状态。当然，投机的事情、不按法律办事的人什么时候都会有，但社会舆论和良知对此的谴责，是鲜明而有力的。我曾用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去充当讲课的教材，可开始不久，我就敏感地发现，许多兵法中的“诡计”，对那些习惯了简单化和纯洁生活的美国孩子来讲，简直达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没有办法，我立刻宣布改进我的教材，倒是《周易》、《道德经》和《论语》这样的比较“正派”的哲学读物，给了他们更多的商业与人生启迪。
我常常在各种活动中与美国人谈论时事，发现美国人的爱憎之清晰，真可与国内自己父辈们常常回忆的梦幻似的“50年代初期”相媲美。去年夏天，一个美国男孩在新加坡用油柒涂抹别人的汽车，被判鞭刑。国际舆论界对此大加鼓噪，一些美国的新闻评论员也认为，这明显带有对人权不恭的倾向。可当晚在这位叫做MICHAEL
FEY（麦克尔·菲）的男孩的故乡俄亥俄州的凯特琳市，民意测验的结果使人大为吃惊：多数观众居然支持新加坡的裁定。他们义愤填鹰地说，“美国早就该这样严惩犯罪了！”
说到美国的社会风气，单从憎恨丑恶上也许看得不那么全面，如果再加上对善良的支持，对无助者的怜悯，个中的含义就会变得深刻而清晰。去年秋天，美国南部数州洪水大作，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后仅12小时，我居住当地的三家电视台前的广场上，就以然满满地摆放了上成千万瓶无名者捐赠的矿泉水。洁白的塑料瓶子方方正正地排满了大地，看上去象一片桃花温馨感人。这又使我想到，我常常在大街小巷中迷路。每每这时候，总有些好心的过路者，带领起我，向着与自己的目标相反的方向，一连走上好几个街区，只等我扎扎实实地真正找到了归途，方才一言不发地默默离去。每当这时，我这个异乡的游客，心中就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但是，当善良遭到践踏的时候，美国人的反映完全变成了另一种样子。去年秋天，一位叫苏珊·史密斯的母亲突然宣称，她的两个儿子被一个持枪者绑架，绑匪将孩子连同汽车一起虏走，光天化日之下，逃之夭夭。苏珊哭泣着，带着泪眼出现在五大电视广播网中，用三个长长的“PLEASE（请求）”，要求绑匪释放亲人，也要求全国人民的关怀和协助。
9天过去了。在这9天里，全国各地举行了数次大规模的烛光祈祷会；更有人出资悬赏捉拿罪犯；更有妇联、儿童保护组织则希望“通过各种渠道”与凶手取得联系，要求他善待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警方则全盘出动，对身边的一切虎视耽耽。
整整9天以后，电视台播放了另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一次，联邦调查局宣布，轰动全美的绑架案侦破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苏珊的儿子和汽车都已经找到，它们不在边境，不在野外，不在城市中心的某个黑社会的赃窝，而是沉入了苏珊生活的小镇旁的湖水中，两个孩子在车子跌入湖中时曾经挣扎，但如今以成西天之冤鬼。整个事件的凶手不是别人，恰恰是那痛不欲生的苏珊自己。这位孩子的生身母亲，大概是怕自己的新的情人不乐意与自己结婚才下手的，她以为孩子的消除，就消除了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全美国愤怒了。在FBI宣布结局的当晚，美国任何一个小镇的电视新闻中，你都会看到采访观众的场面，你都会听到善良受到愚弄后的狂怒。被采访的人可能用的是平和的口气，但他们发出的却是心底最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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