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芝加哥

吴岩

芝加哥总是让你觉得阴沉沉的。那积满废水的古旧街面、涂满肮脏油泥的地铁、发着恶臭的建筑废墟……还有，唐人街上的喧嚣夜晚，昏暗中一个个游魂似的鬼影……枪声、毒品、黑手党、高速公路上畏罪潜逃的橄榄球明星……

七月烦躁的天空，下着恼人的细雨。

这次芝加哥之行，是专程参加美国科幻小说研究会（SFRA）的第一个25年年会。我从1991年开始，就成了这个协会10%的“外国会员”。说来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两年里只有我还在国外的刊物上，多少写些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文字。94年年初，当美国朋友得知我已经踏上了他们的土地，在一所大学中工作后，就迅速将电话打到我的住所，要我一定要“来芝加哥一趟”。

我自然乐意接受这个盛情。倒不是因为对会议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只是我在美国时间短暂，想看望那么多的写作界的朋友，只有借助这样的机会。再有，能在一个世界科幻小说最发达的国度里，对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学者们讲一讲中国，讲一讲在公元前的若干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讲一讲在随后的事世苍桑中，中国人如何以“子不语”的态度去阻碍这一文学形式的发展，讲一讲一个出生于这样土壤中的作家又是如何为释去紧紧的文化束缚，向往一个光辉的明天上上的痛苦的努力……这对于一个沉陷于创作痛苦和事业艰难的第三世界作家来讲，毕竟含有某种近乎病态的期盼。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次访问。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夜晚，西尔顿饭店灯火通明，13层总统套房中高朋满座。那通红流溢的葡萄酒，那奶黄的CHESS，那秀美可人的小球状西红柿，还有西方风味浓厚的山侃海谈……大家似乎一下子都带上了世界主义，宾主相互关怀备至。但是，你不要以为这里是为所欲为的地方。不言而喻中，话题只有一个：美国科幻小说领导着世界新潮流……

于是只有独自的忧郁。我慢慢地踱向巨大的玻璃窗望向外面，路灯下，七月的芝加哥地面斑驳，夜空中阴雨蒙蒙。荒凉的帕兰汀。四野的寂静。道貌岸然中的某种蔑视。赛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存着的某种力量，这不是经典作家们描述过的那种寂静，而是一种想要撕裂你的内心、撕碎你的文化的颓唐。

但你的谈话的主题总是离不了中国。而时间一长，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对中国的渴望，也只存在于中国人自己的虚假的幻觉之上。

芝加哥总让你觉得沉闷异常。

第二天上午的会上，安排有我的发言。但不必做更多的准备。这个题目我已经在北京、四川、俄亥俄等许多地方讲过。中文换成英文，加入更多的适于西方人理解的比喻，也不是难作的事情。只是……一切都显得没有必要了。美国至上总第一天的会议上就显露了出来。我的丹麦朋友荷洁交给我一份丹麦科幻文化的发展史。那上面清楚地告诉我，从本世纪40年代之后，丹麦的科幻文化已经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然后是日本。一个叫巽孝之的日本小伙子以90度的鞠恭的姿态谈起了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亲缘关系：“就象美国文化是丈夫，日本文化是太太”。

他的讲话引起了一阵欣快而充实的笑声。

在这样的氛围下，我那关于2000年以前中国古人的幻想运作着当今中国的科幻文化和大众对科幻的阻碍这样的严酷现实又有多少人关心呢？

散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美国科幻小说前主席、著名作家波尔的太太贝蒂彬彬有礼地停下来与我交谈。她告诉我，我所有的忧虑和困扰都是不必要的，中国文化会有大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强盛中得到证明。“今天谁还在乎一个人是否能讲纯正的法语呢？”她不无嘲弄地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于是，你进入了更深的苦恼。你知道一种文化中孤寂的探索者的言行在另一种文化种是无法被人理解的。

又是傍晚。又是招待会。又是酒和欢笑。日本人的讲话已经被证实获得了本年度的“先锋探索奖”。

我悄悄地走出总统套房欢乐的人群。身后有人急急地拉住了我的衣服。我回过头，是一个个子修长、身体纤瘦的漂亮的女性，她大约有35岁，穿着藏青色的牛仔坎肩，与这里的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是这样。”她停下来，戴上身后的门，并把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同样装束的男子拦腰揽住。“我是从加拿大川特大学的英文系来的维罗妮卡·霍玲格尔，也是《科幻评论》季刊的编辑。他是我的朋友，和科幻小说没有关系。但我们俩特别想告诉您，您今天上午的发言，是我们在整个会议上听到的最精彩一个。我们需要这篇讲稿。”

这一夜，芝加哥的小雨终于停了下来。我的心灵告诉我，明天的天空，必有一个清丽的艳阳。(1994年写于美国科幻研究会年会之后)